1927年“四一二”以后，问题更复杂了。不仅流氓、工贼的问题继续存在，又有了要对付国民党特务，党的叛徒、内奸等问题。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叛徒知道我们的活动规律，对我们的威胁更大，跟他们的斗争也更艰巨。特别是六月份，江苏省委机关新成立，在一次省委会议刚刚散会后，就遭国民党特务包围，造成陈延年等同志被捕。此后，又因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叛变，造成赵世炎被捕。陈延年、赵世炎两同志被捕牺牲的血的教训，使我党深感要有一些专门的同志来对付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叛徒的破坏。于是，在原来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由江苏省委选了政治上坚决、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同志，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特务、叛徒、内奸的任务。

在周恩来同志从香港回到上海时，中央机关已陆续从武汉搬到上海。在武汉来的同志中，也有专门做这一方面工作的。这样，上海就有两批同志专做“打狗”的工作，分别属于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

当时由于情报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因此，“打狗队”在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央和江苏省委有两支“打狗队”，不易统一指挥。于是，在1928年下半年把两者合并起来，整顿了队伍，任命刚从苏联回国的谭余保主持这一工作，由中央特科领导。

陈养山在以上介绍中有因年代许久记忆原因或其他原因与事实出入的地方，如这件工作是顾顺章亲自抓的，初期里他自任行动队队长，行动队有谭忠余，没有谭余保，谭忠余去苏联是顾顺章叛变后的事。

行动科一建立就初露锋芒，它的一番行动使国民党特务，租界巡捕、侦探、叛徒、奸细闻风丧胆。初期的行动人少枪少，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里的巡捕侦探通过诸多案后分析，认为共产党的“红队”仅有四条枪。但是，“红队”就是凭借这四条枪，打遍上海无敌手，杀得国民党特务、租界巡捕、叛徒奸细胆颤心惊。曾有一段时间，中共在社会上的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巡捕、警察都不敢乱动，不敢像以前那么张牙舞爪，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有时发现有人分发传单，他们也不敢干预，直到中共的活动有人告发，巡捕方敢破案。他们出动捕人的时候，不敢惹事，只是吵吵嚷嚷，故弄声势，把人轰走，担心“红队”的报复。

这段时间大约是1927年冬至1928年早春。许多中共人士觉得很奇怪，“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处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人员都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喜筵。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中央秘书处邓希贤（邓小平，笔者注）和俄国新回来的张西沅（张锡媛，笔者注）结婚，席设聚丰园，也是这般铺张。”

当然，出现这种暂时的现象不能全部归功于特科红队的威力。恐怖的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这时去职，蒋介石也因内部政敌的攻击而下野，帝国主义也不希望国民党在上海这个大城市搞得太恐怖。不久之后，白色恐怖卷土重来，特别是1928年4月钱大钧担任于淞沪警备司令，他的反共态度绝不落后于杨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