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史读古书，不能停留在史实考证的阶段，史实的考证固然重要，因为最起码你要弄清相关人物与事件的时空之定位，更进一层的话，那就要弄清人与事所以成败的原由，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能从各自成败的原由总结出相应的经验教训，惟其如此，历史才能为后人所用。

中国史学传统著作的体例是非常丰富的，有纪传体，以人物为主；有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有纪事本末体，以事件的叙述为中心；有以典章制度的演化为线索，若杜佑的《通典》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是从编纂学的角度讲；有以地域为线索，若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各地的地方志。此外还有一种史著，那就是史论。在各正史之列传后皆有史臣曰，那是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史论。唐宋之大文学家都好作史论，如苏轼便是史论的大家。史论的目的是为了致用，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便是以论的方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清人好作札记，如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都偏重于史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则偏重于考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我们读史都是从读史论起步，然后循序去读经典原著，这样能使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思考，带着问题去考证其事实的究竟，并沟通古今，着眼点则放在致用上，对后人的思考有所启迪，这才是我们论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