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她在众人的陪伴下周游了意大利。1927年门迪鲁塞加入了进来。1928年他俩的第一个女儿在柏林出生，取名露丝·门迪鲁塞，一个四公斤半重的可爱女孩。德国哲学家豪斯霍费尔答应为露丝做洗礼教父，参加洗礼仪式的有德国和阿根廷的文化精英，连续庆祝三天，最后在拉特诺附近的森林里为答谢豪斯霍费尔举办一场小鼓独奏会，由音乐大师蒂托·巴斯克斯表演，轰动一时。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迫使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返回阿根廷的时候，埃德米拉和她的几个孩子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后来，希特勒抱了小露丝，还说：“真是一个绝妙的女孩。”）他们合影留念。这位帝国未来的领袖给阿根廷女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告辞时，埃德米拉送给希特勒几本她的作品以及一册精装的《马丁·菲耶罗》。希特勒表示衷心感谢，请她当场翻译一首她自己的诗。在卡罗索内的帮助下，她得以完成这件事情。希特勒听了表示满意。这些诗句完美无瑕，意义深远。埃德米拉很高兴，希望希特勒出出主意：她的两个大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才好？希特勒推荐了一所瑞士寄宿学校，但补充说最好的学校是生活本身。接见结束后，埃德米拉和卡罗索内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做个坚定的希特勒分子。

1930年是旅行和冒险的一年。埃德米拉在卡罗索内、小女儿（两个男孩已经寄宿在伯尔尼的一所贵族中学里了）以及两个来自潘帕斯草原的女佣陪同下，游览了尼罗河，参观了耶路撒冷（她经历了一次“神秘体验”或者说神经发作，迫使她在旅馆里卧床三日）、大马士革、巴格达……

她脑海里翻腾着好几个计划：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准备成立一家新出版社，翻译欧洲思想家和小说家的作品；她梦想研究建筑学，设计宏伟的学校，将来建在阿根廷那些尚未开化的地方；她希望创办一个为家贫而有艺术才华的姑娘们能实现艺术理想提供帮助的基金会，以纪念她的母亲。渐渐地一部新书开始在她心中成形。

1931年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落实上述计划。办了一本杂志，取名《现代阿根廷》，由卡罗索内领导，发表新诗和新散文，但也不排斥政治文章、哲学随笔、电影评论和社会问题研究。这本杂志的问世适逢她新作《新泉》出版。《现代阿根廷》用了一半的篇幅介绍《新泉》。这本新书一半是游记，一半是哲学论述，是对当代世界尤其是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命运的反思，同时发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产生威胁的警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非常多产：写了一些新书，交了一些新朋友，多次外出旅行（走遍阿根廷北部，骑马穿越玻利维亚国境线），在出版方面有大举措，在艺术方面有新感受（1935年写出了歌剧台本《被救赎的农妇安娜》，从而在哥伦布剧场首演时舆论界褒贬不一，在观众间引发了言语和肢体冲突），画出了一系列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风景画，与乌拉圭戏剧家文塞斯劳·哈塞尔合作把三部剧作搬上了舞台。

1940年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逝世。“二战”的爆发让埃德米拉旅欧之梦未能实现。她痛不欲生，亲自撰写讣告，阿根廷各大报纸以整版的篇幅加以刊登。讣告的下方署名：门迪鲁塞的遗孀——埃德米拉。正文很自然流露出她那时精神状态的不稳定。这引起了人们的嘲笑和讽刺，更引起了阿根廷文化界多数人的蔑视。

她再次遁入农庄，陪伴她的有小女儿、永不分离的卡罗索内和青年画家阿蒂略·弗兰凯蒂。上午，她或写或画。下午，她或独自散步，或者用几个小时读书。读书和善于描绘内心世界的才干成就了她的新作——最佳作品《坡的房间》（1944），它预先展示了“新小说”和后来许多先锋派作品的特点，并且为门迪鲁塞的这位遗孀在阿根廷和西班牙美洲文坛上赢得了声名。故事是这样的：埃德米拉阅读了埃德加·爱伦·坡的《家具的哲学》。这部作品让她兴奋，觉得在装饰问题上找到了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