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让……看到”，这就是江非用意之所在？我们知道，在史诗情结的催化下，海子曾倾尽心力创作了规模宏大的《太阳·七部书》（未完成），他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洞察的过程，因此他的写作不是着眼于“史”，而是着眼于“诗”。从作品的制式上看，江非似乎也在有意营造一种“大史诗”，《箜篌引》就称得上非常庞大，而且副题“平墩湖白话纪（1999～2003）”中的“纪”字及时间起止似也贴上了“史”的标签。但是比起海子的史诗性写作来，江非采用的只能说是一种“诗史式”写作，由于整部作品只是由许多独立的短诗整合一起的，更由于江非只是像史官一样对“现实／事物”进行增删剪裁，为了编写“文明的第二史册”（《提纲》），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忠实于“时代”，既要对得起“人民”，更要对得起“祖国”，所以，像《箜篌引》之类的大型组诗，就不得不就事论事，围着“现象”绕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