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去普罗维登斯的酒店问有没有人给我留言，回答没有。我一边把我在纽约住的酒店地址告诉他们，一边翻看一本旅游指南。保险起见我也留下了我在费城住的酒店通讯地址，即利顿豪斯广场旁的巴克利酒店。然后我在巴克利酒店订了往后几天的房间。我又给楼下打电话让门房替我买去费城的火车票，又给德尔蒙尼克酒店打电话询问我妻子有没有去取相机，很遗憾没有。我说一小时后我自己过去取。略等几分钟，我拨了“0”，要了去欧洲的长途连接。酒店接线员帮我接通了越洋长途接线员，我便将母亲在奥地利邻居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您是想与某个人直接说话还是随便谁接听都无所谓呢？第二种情况话费会便宜些。”“谁接都行。”我说。作为陌生人接听电话比较轻松，你可以做一件事并且乐在其中。接线员要我这里的号码，我把电话机上的号码读给他后，他让我放下话筒。

我静静地坐着，望着刚刚打开的衣橱里的空衣架，厨房里传来很响的声音，想必已是下午了。其他房间的电话偶尔响起，接着我的电话响了，越洋长途接线员让我等一等。听筒里传来咔哒咔哒的声音，我对里面叫了几声，没人回答。很长时间我只能听到一种空洞的声响和低微的嗡嗡声。随后响起咔哒一声，我又听到了同样的声响，不过与先前有些不同。紧接着不知哪里响起了长音，持续了几次。我仍握着听筒，维也纳电话局接听了，我听到维也纳越洋接线小姐通报我的号码，也听到拨号的声音，铃声又一次响起，我听到另一条线上一个女人的笑声并用奥地利方言说“我知道！”，另一个女人说“你知道个屁！”。声音中断了，邻居的孩子像用假嗓对着话筒叫着自己的名字。我试着告诉他我是谁，在哪儿，可惜他像刚被叫醒一样糊里糊涂，只是一个劲地说：“她坐末班车回来！她坐末班车回来！”直至我很快、却是下意识地轻轻放下了听筒。这时我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场景，在一个路边有一个狩猎台，狩猎台旁是个岔路口，岔路前一棵沼泽草正在慢慢地直立起来。

“我永远没法适应打电话，”我说，“上大学时我才第一次从电话亭里打电话。很多事我开始做的时候，都已过了恰当的年龄段，因而很多事我没法习惯。即便我有那么一次不用多想便能与某人熟悉起来，第二天也得从头开始。与一个女人相处，我迄今依然觉得就像是个装模作样的情景。我如果在饭店里为她点菜，这让我觉得过分；如果我与她并肩而行，并排而坐，我马上觉得，好像是一个哑剧演员在演戏，觉得自己只是在装模作样。”

电话又响了，由于我刚才等候时，把话筒握得太久，它还是湿的。酒店接线员告知我刚才的通话费，并问是否将7美元与房费一起结算。我很高兴，又花掉了7美元。我回问，这附近什么地方能买到世界各地的报纸。这时我想起欧洲现在已是晚上了。接线员告诉了我一个时代广场附近的地址，接着我前往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