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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虻:影像纪录比文字叙述的更有文献价值。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作者:徐泓


进入21世纪,中国电视的大环境已经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太多的不同,纪录片,尤其是人文纪录片,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很多省级台干脆取消了纪录片的番号,业者也纷纷改行。

2000年11月《生活空间》更名为《百姓故事》,从此再也没有创造出当年的辉煌。2001年原《生活空间》栏目的一部分成员,创办了《纪事》,还是由陈虻主管。他在这个栏目继续实践着他对电视纪录片、纪实影像的理解。

这个栏目如何定位?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

我认为《纪事》发展方向应该是作品化。作品化的含义首先是作品的思想性,没有思想性的东西,就是一个及时报道的东西,谈不上是作品。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就是它有主观的、创作者的思考、思想情感在里面,它才能叫作品。所以你就必须找有社会含量的题材,有思想含量的题材,你才能去表达。报道形态的东西,你就无法表达,你只能表达你报道及时、报道充分、报道准确。

陈虻为《纪事》栏目制定了选题标准:第一点就是选题要有社会含量;第二点,不一定是独家的,因为表达思想不一定非得是独家题材才能表达出来。追求独家是一种传媒竞争,你只要能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你已经是独家了,因为别人是在报道,你是在表达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所以不一定追求独家。

陈虻说:第三点,咱这作品得有收视率,选择有矛盾、有冲突的题材,我主要考虑到收视率、故事性的问题。第四点,作品化的形式,我更倾向于把它做成纪实影像,影像纪录比文字叙述的更有文献价值。在选题上有同步记录的,尽量用同步记录,不要用回述。

如果是作品化的话,我觉得就不必过于追求栏目化。栏目化要求每一个节目,都有一定的统一性,有它的重要的识别系统。你们现在是纪事2006第几号作品,这主意就是我出的,其实当给它编号的时候,已经意味着这个作品和上个作品有所区别。就在这种编号的含义里,我使用数字编号,就像贝多芬作品第几号、莫扎特作品第几号,一编上号,你就没必要说这一号作品怎么不像二号作品呢,一号作品本来就和二号作品不一样,它们本身就是两个作品。我的观点是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你拿到什么题材,你就用什么方式去做,这是我个人的追求:45分钟的篇幅,独立成章,独立产生影响力,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认为应该是朝着形式为内容服务这条路发展,当然这确实有风险。

陈虻也提醒大家:作品化是我们栏目发展的方向,但是作品化不要曲解,不要误解,不要理解成作品化就是极端的个人化,把作品化理解成极端的个人化,自我欣赏,酒吧文化,那是不行的,你是公共媒体,作品化不等于极端的个人化。

《纪事》的片子精致好看,确实称得上作品。网友白旗深夜看完《纪事》播放的《在别处》,当即奋笔疾书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观后感,最后说:“请借我一个心有灵犀的摄像吧,借我一个合作默契的搭档,借我一个重义轻利的同伴……或者,就把我调到CCTV吧,我愿意无条件无报酬地工作。陈虻手里确实有人才。央视确实有人才啊。”

“咱是搞纪录片的,只要有情况就得拍啊!”对纪录片的钟情,直到陈虻生病住院。2006年底,陈虻胃出血住进医院,同事们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给大家翻看他的手机:“我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照片,我给你从头找啊,一天一张,这是第一天。看清楚了吗?这是第二天,然后这是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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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在那篇题为《阿虻——陈晓卿的悼念与回忆》的文章结尾写道:

阿虻走了,带着眷恋和遗憾,带着我们对他的尊敬,也带着一个属于纪录片的时代,走了。

在整理陈虻的有关资料中,找到了陈虻留下的这样一句话,永存:

支撑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形式有三类:

一类是新闻,标志着一个台的政治立场;一类是娱乐性节目,标志着一个台的经济运作水平;一类是纪录片,标志着一个台的文化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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