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起了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初级人文思想元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被指斥为“封建”的，“危害”大众心智的，甚至“反动”的文化“毒素”了。而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国民间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众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们又是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被变成了“一张白纸”，“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由别人往他们的头脑里画，画别人认为“最美最好的图画”。这一种情况，也可以直接说是“政治洗脑”。

新一代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这一代人中喜欢读书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种类基本上是相同的——49年以后每年出版两三部的“革命文学”；前苏联的“革命文学”；以托尔斯泰、契科夫、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不多的几位老俄罗斯时期的作家的书；少数法国作家诸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们的小说，以及卢梭、伏尔泰们的政见书。我这一代人当年所能读到的英国文学著作是极少的，除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大抵再也就只能读到狄更斯的小说了。莎士比亚戏剧太古典，不怎么会引起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共鸣。而狄更斯在当年是应以批判的眼来看待的。当年老版本的译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对革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歪曲，书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每进行暴力色彩的描写，而这一点是需要以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连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阅读”之外——他的《悲惨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变成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49年以后的中国是印数极少的；因为小说居然传播这样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就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相针对。因为毛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暴烈的行动”——这是毛对“暴动”亦即“革命”给出的最权威的结论。这种结论自然也可以导出“革命即暴力”的逻辑关系。毛的这一条语录显然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所针对的是一切中国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毛分明是崇尚暴力革命的，大约在他进行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开始崇尚暴力革命了。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当年之中国，几乎约等于“反动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