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英国书籍，倒是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在当年的中国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杰克·伦敦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海明威们的。也许因为，美国虽然被中国定性为“头号公敌”了，但历史很短的美国之“暴烈的”阶级斗争现象极少。这使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内容不太涉及所谓阶级斗争，于是作品大抵不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也就不太会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的靶的。美国最严重的国家问题之一是“种族歧视”，二是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原则。所以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木屋》和马克·吐温、欧·亨利讽刺美国社会资本崇拜主义的小说在我们这一代读书青年的记忆中印象深刻。此外，毕伽丘的《十日谭》、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也深受我这一代读书青年所爱读。但真读过的人其实不多。总体而言，我这一代人中的读书青年的比例，与现在之读青年的比例相比，确乎要小。因为在当年，对于大多数我这一代人而言，买书是特别特别奢侈的事，互相有书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书，在区级图书馆几乎是借不到的，还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办得到一张市级图书馆的借阅卡。即使在某些大学的图书馆，那些书往往也是限系限专业借阅的。

当年是读书青年，不，确切地说是读书少年的我，对于中国“革命文学”和前苏联的大多数“革命文学”也是喜欢阅读的。我不可能不对两类书中坚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战时期的英雄形象心怀敬意。

但，当我也读了一些老俄国文学及欧美文学之后，我对某些“革命文学”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种不认可来了。

相比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其实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么办》中的男主人公对待爱情亦即对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种“理解万岁”的态度在我这儿远比保尔对于冬妮娅的态度更合我意。进言之，不读《怎么办》时，我只不过觉得保尔对待冬妮娅太不近人情。而读了《怎么办》之后，则没法不以批判的眼来重新审视保尔对待冬妮娅那种自以为最革命最具有阶级立场的态度了。甚而认为，在列车线路除雪的保尔邂逅已结婚了的冬妮娅的那种冰冷态度，其实掺杂了小肚鸡肠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而产生的恼羞成怒——而这使保尔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这样，我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与严重瘫痪作斗争的坚韧意志力仍未改变。

在未读海明威的《战地钟声》时，我对《叶尔绍夫兄弟》中的老三斯杰潘只不过怀有自知不可与人交流的同情；而读了《战地钟声》以后，则对斯杰潘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歧视权力产生了质疑。二战中的苏德之战是多么的惨烈众所周知，对于一名在完全丧失了抵抗意义之情况下成了德军俘虏的青年军人，当他同样历经苦难的他重新回到家乡，普遍的人们是否更应多一些怜悯，而少一些鄙视呢？遭到几乎所有亲人的嫌弃难道对他真的是公正的吗？

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主要文化载体书籍（当年是那样）的影响的年龄，大约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这十几年中。若言一个中年人由于看了些什么书而改变了与前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但相对要少得多。

我在少年时期就读过了一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异质”之“文化基因”的另类。头脑中具有了“异质”之“文化基因”，面对“文革”中的种种“革命现象”，头脑中便不可能不产生“异”与“文革”的思想。这对于我是幸运的，但在当年也分明是种“不幸”——头脑中即有“异”于“文革”的思想存在着了，想要隐藏得很深很深对于一个本无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谈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险的，若在不适当的时候稍不小心脱口说出了几句，必将给自己招至大的祸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