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影的发展，故事片日渐成为拍片主流，电影不再是生活实录。故事片里既有社会生活的自然反映，又有通过艺术方式表达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化观，而这些观念，不必说在社会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国度会引起争议，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会由于社会阶层和生活环境的差别而引起不同的反响。民国年间电影检查呼声的出现，就与故事片上映的日渐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影片取代一度流行的法国影片，占领了中国市场。此时正值美国开始流行连集侦探片，如《火车盗》、《铁手》、《黑衣盗》、《蒙面人》等。这些影片均为当时在中国上映时的译名，原名如何，今多已不可考。，在这些影片中，“有形形色色的坏人，如强盗、暴徒及黑社会人物，都是外国的，不是中国的，以前亦未见过。坏人干坏事，亦是形形色色，如抢劫绑架，谋财害命，奸淫掳掠，杀人拒捕……宛如坏人展览会，描写得像英雄好汉，叫人眉飞色舞。侦探片好像坏事教课书，叙述得出神入化，使人兴趣盎然”。20年代早期，上海租界内“盗匪横行，白昼行劫，动不动开枪拒捕，掳人勒赎”，作案者自称是照电影学的。

这些案件中尤以被搬上银幕的阎瑞生案最为轰动。1920年，上海某洋行买办阎瑞生，为图财害命，勒毙妓女王莲英。案破后，“阎瑞生在审讯时，供认谋杀情况，都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案件的本身，的确就是一部外国侦探片的翻版”有论者谓：“自侦探长片输入而后，国内之盗劫偷窃之数，遂与此等影剧之流行而同增。且其所用之方术，亦即本影剧上传来之西方方法”。因此，“侦探长片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其时，天津警察厅已有训令给各警所云：“近今津埠盗案多乘摩托车行劫，推其原始，皆受电影之教诲。盖在电影未有此种影片之前，人民尚不知有此种技术，自影片指导，遂以增匪之智，而变幻更日出不穷。盖演者以为神奇怪诞，可以藉广招来，而观者惊为思议所不能及，不免因喜而生恶，斫丧心术，败坏道德，玩视警章，紊乱秩序，莫此为甚”；要求“该管区署，严行检查，如有该项诲盗诲淫之影片，饬即禁演，倘屡戒不悛，并即逮案，依法罚办”。论者将上海租界治安的恶化归于美国侦探片

在美国本土，不少人同样认为，电影是“培养堕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学校”，“电影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影片内容不道德的居多”，等等，反映了宗教势力的道德观和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他们也因此极力主张实行电影检查。但我们并未见到对其时上海租界治安情况的详细调查研究，因此租界治安的恶化是否为事实尚待考查，而即使此种恶化为事实，当亦有更为复杂的原因，远非归之于看了几部作案片便起而效法如此简单。

人们对治安恶化的关注往往源于传媒的报道，而在现代传媒的作用下，个案的意义可能被放大，从而使受众得出今不如昔之印象。不过从当时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人们对于电影的关注及其处境迥异于他种艺术形式之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