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和19世纪的欧洲，对自己的艺术历史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将一系列大师的杰作尊为文化瑰宝，陈列在美术馆中，用以熏陶大众的精神与德操。对往日大师的推崇，刺激了当代画家去模仿先辈。传统的艺术赞助人或保护人以及宫廷画家正在消失，只是过程缓慢，比如拿破仑时代就依旧雇佣画家来颂赞他的帝国荣耀，弗朗西斯科·德·戈雅（1746—1828）也是西班牙宫廷画家，但艺术家们无疑越来越倾向于为自己的理想而创作。随着欧洲社会沿着大规模生产、机械化、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欧洲艺术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这种内涵丰富的文化运动崇尚自然，鲜明地反对机械化和社会化，推崇真性情，反对纯粹理性，并激励艺术家对抗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势利。

这个时期的艺术家自觉地站在物质主义现代世界的对立面。有些画家回避现代事物，在中世纪或原始题材中寻找寄托；另一些画家则选择现代城市生活素材，但只是将其作为讽喻的对象。艺术家们创作的作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因此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要识别艺术天才，并在艺术家和艺术鉴赏收藏家之间实现对接，画商和艺术评论家就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种奇怪的现象由此产生：人们期望艺术家忠实和专注于自我天才的表达，但又要求他的作品能被市场接受，而艺术家则公然表示对市场的轻蔑。先锋派的概念随后出现，这个流派体现了一种审美的激进主义，但也依旧暗示了对以往传统的承认。在旧传统的衬托下，才更显新潮流的激进和其对既有大众审美情趣的不屑一顾。先锋派很快为大众接受，这个流派的审美价值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社会和科技的急速变化以多种方式对艺术家产生了影响。批量制作的管装颜料让艺术家摆脱了工作室的束缚，来到户外作画。资本主义帝国的崛起和国际交流掀起了第一次全球化，也带来了异域风情的艺术元素，比如日本浮世绘和非洲的面具。艺术家们也开始尝试远游。欧仁·弗罗芒坦（1820—1876）和威廉·霍尔曼·亨特（1827—1910）是两位东方画派画家，他们游历至北非和中东，对当地自然风情和文化的直接观察体现在真实的绘画细节上。同时代的保罗·高更（1848—1903）则痴迷于太平洋岛国的异域风情，并在那里完成了他最出色的作品。摄影术的出现引发了有关艺术再现功能的争论，但也为画家们提供了新的创作资源。马塞尔·杜尚（1887—1968）于1912年创作的《下楼梯的裸女：第二号》就明显体现出定格拍摄的动态效果。光学的科研成果促成了艺术家对绘画用色的新尝试，克劳德·莫奈（1840—1926）和乔治·修拉（1859—1891）所采用的绘画技巧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