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来临，西方艺术进入一个实验时代，意图突破之前已有的艺术形式的界限。立体派与抽象派艺术的追求既非装饰亦非再现，而是探寻观看世界的新方式。科技不断进步，电影、汽车、电灯和飞机的出现也使得艺术发生了变化，未来派便是一例。先锋派艺术家纷纷发表宣言，鼓吹和推动形形色色的艺术运动。这些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中还偶然产生了当政者庇护豢养的“战争艺术家”，这就像是古老的艺术赞助人或保护人制度的复活。战后，一种文化危机感到处蔓延，但后果却是多样的。有些艺术家努力寻找新的艺术准则或者回归古典主义，有的则完全颠覆经典，崇尚非理性并打破禁忌。个人风格和各种相互抵触的流派蜂拥而起，欧洲的独裁主义也风起云涌。苏维埃、纳粹和法西斯都彻底摒弃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极力推崇一种英雄主义的艺术再现形式，以歌颂其独裁政权。这一切乱象造就了一个奇妙的现象：现代艺术莫名地变成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象征，二战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成为了美国抽象派艺术家的一个赞助来源。美国经济的强大必然地导致了其艺术的兴盛：美国成为艺术生产的中心，纽约取代巴黎成为世界艺术之都。

1945年之后，有些艺术家继续其英雄主义或浪漫派创作范式，他们以庞大的、姿态模式明确的概念化作品来表达自我，或者在一些表现主义特征明显的作品中呈现出受难殉道的意象，比如弗朗西斯·培根（1909—1992）的作品。艺术家对商业化社会的不满导致其更激进地与传统决裂。行为艺术家以及后来的观念艺术家的创作突破了作品通常是“物体”的传统。安迪·沃霍尔（1928—1987）呈现出机械复制的成品图像并称之为艺术，因此打破了艺术家必须创作的“神话”。波普艺术家则拒斥高尚艺术只属于精英阶层的成见。大众传媒时代来临，视觉影像的泛滥导致了人们艺术观赏方式的调整——艺术现在只是众多影像中的一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艺术品的价格却未受到反商业主义思潮的冲击，而是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成为人们避税与投机性投资的工具。无论是陈列古代作品还是展示现代创作的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都在日益兴旺的休闲与旅游产业中占据了显要地位。激进的艺术品类，比如“装置艺术”，成了围观热点。有些艺术家轻易就适应了传媒文化，跻身文化名流之列。尽管艺术在人类历史中的演进看上去并非一帆风顺，但正如19世纪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所言：“只要是艺术所应得的，人类社会便不吝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