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卧室内焦躁的昂着头颅，一遍遍的叫着父亲的名字。声音里夹杂着无奈的哭腔，她的诉说声高过室内二哥的哆嗦，和室外纷杂的雨声，穿窗过庭直入父亲被雨淋湿的耳廓。她说父亲这般赖在烂泥地上不起身，纯粹是跟她过不下去了，是给她这个药罐子难看，要他干脆把她送到火葬场算了。母亲到底是和父亲同床同灶这么多年的人，她的话很管用，我相信是击中了要害，父亲从雨地起身了。他比刚才还要有耐心，慢慢的将铁锹握紧，在雨地里努力寻找到那一泡屎，这个形象有时候我想起来忍不住要笑出声来，简直像极了战争片中手执探雷器的工兵，在地面上搜寻危险之物。大抵因为摔倒时防不胜防的力量和雨水浸泡，那泡屎由硬变软，渐渐走形，慢慢的变成了一颗一颗更小更细的金黄色。

父亲不仅为二哥的一泡泡屎头疼，还为我和姐姐，以及像绿葱葱的小树秧一样长起来的妹妹操心。至于为家里的老药罐忙碌奔走，他以为是他份内之事。他和远在异乡的二伯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办法，老天爷摊给我的事。那几乎是八九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还住在祖屋里，二伯那次返乡显然另有所图，虽然祖屋仅仅是三间土坯房，和几件散架的古董家具：老柜（现已经不存在，变成了柴禾和青烟），一张杂材桌子（现在摆在厨房里，就是二哥搂抱着蹲下身子的那张，它为我父亲视为家传之宝所不能弃）。还有几个传说中的瓷器宝瓶（至今我都没有见过，或许父亲在临死前会告诉我们）。父亲在他们兄弟叙谈中还流下了眼泪，这不仅当时且在多年之后也令我感到十分诧异，他诉说着自己的腿疼和母亲没日没夜的哼哼，他不知不觉的挽起裤管，露出满是伤疤的腿。阴天下雨就会疼，像子弹在里面转弯。

二伯看见我父亲伤痕累累的腿心情复杂，最后他丢下了五十元钱就离开了我们家。他穿过枫杨树的集镇大道消失在远处，他像是我们家唯一的亲戚。多年之后内心鼓动我去寻找二伯家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我相信那个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他耿直而善良。事实上，我后来在二伯家还生活了一段日子，那已经是后话了。

父亲在二伯面前哭过一次，那是唯一的一次，我在门缝里瞧见的。他用粗黑的指头擦拭了眼角，之后用手掌在自己的腿上来回的抚摸，似乎人生的所有疼痛都聚集在那条残腿上。后来二伯站起身来要走了，父亲站起身来跟随他来到母亲的卧房，他的五十元钱就是在这个时候丢下的，他满是同情的要我母亲好好养病，保重身体，说毕就将钱塞在了母亲的枕头下。之后他就离开了，他的光鲜的衣服随后就带走了屋内的亮光。我们像几条小狗一样跟随其后，在路上送了很远。过了一道桥后，二伯站住对父亲和我们说，就送到这儿，你们回吧。父亲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看着二伯转身将最小的妹妹抱了抱，放下。二伯走了一百米远下去，父亲冲他的背说，我会给你写信的。二伯转过身，摇了摇手，再转过身去。

后来我的确看见二伯的一封来信，邮递员将信几乎就扔在鸡冠花丛上，夏秋之际的风拂动着它，温和且令人喜悦。父亲坐在小板凳上津津有味的读了又读，之后他又将问候母亲的话挑出来站在床前读给母亲听。父亲后来回了信，我如果不是因为找一枚邮票（那时我开始喜欢集邮，其实这个奢侈的爱好，没过年把年我就放弃了）我是无缘读到，也不敢去读。信写好了好些天，一直没有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