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安德森所说的“王朝”则刻画了这样一类古代国家的特征：“在比较古老的想象当中，国家是以中心（center）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往往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在安德森看来，这类王朝只关心位于地域中心的垂直性的统治权力的延续，其边境一向变动不拘，其内部的民众也往往是不断变动的。这样的环境不具备产生民族想象的条件。安德森特别肯定地说，1914年以前，世界大部分地区还是由这种“王朝”来统治的。在这方面，盖尔纳大致同意安德森的看法。他认为，没有现代国家就无从想象民族，而全球的现代性进程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现代国家。

当然，要透彻理解安德森与盖尔纳关于“民族”、“民族主义”与现代性进程之关联的论述，需要克服一个翻译障碍。安德森和盖尔纳在谈论“民族”一词时，大多使用nation而不是ethnic group。这两个词在现代西语中有明显的差别：ethnic group通常指基于共同地域的文化意义上的人群——该群体不一定具有共同的血缘，但却通常具有共同的语言（不必然具有文字）、共同的源头记忆、共同的文字经典或口传经典、共同的习俗仪式和节日，最后还有彼此之间的认同，等等。我们今日所说的“少数民族”大体属于这个范畴。换句话说，ethnic group意义上的民族，一定是文化性的。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在中国古代也当然存在。而安德森和盖尔纳所使用的nation，除具有上述文化因素外，更多了一重政治性的主权诉求。而这种意义的民族与现代意义的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明确了上述区别，这里可以对本文使用的“文化民族主义”概念做出界定：它主要是指现代国家运用政治手段来塑造国家的主流文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二战”后的韩国以及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都是这样来塑造自己的文化的。

其实，笔者对安德森和盖尔纳在谈论民族、国家时表现出的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多有不满。但即使如此，他们的这样一个看法还是可以接受的：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与传统的宗教共同体或王朝的没落互为因果。中华文明圈的解体就是明证。由此来看亨廷顿关于国家本位的民族主义已被多极文明时代取代的看法，就觉得不那么靠谱。

除此之外，亨廷顿关于西方文明浪潮已然消退、多极文明时代到来的描述也与东亚国家的现代性发生机制有着明显的冲突。根据前面关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讨论，东亚国家的现代性进程有两个明显的驱力，一个是西方取向的驱力；另一个是自我中心化叙事的驱力。这两个驱力共同构成了东亚诸国疏远于“中华中心主义”、当代中国疏远于过去的传统的主要力量。这种西方取向的驱力在今天东亚各国的文化发展中依然明显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