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中华文明圈的解构看当代中国文化战略

中华文明圈解构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如果说以往我们与东亚邻国可以构成文化意义上的“我们”，至少是在文化上彼此亲近的“我－他”，那么现在则越来越成为彼此疏远的“他人”。这个情况对中国的“复兴”构成了严峻挑战，但营构当代文化复兴战略的决策者们对此似乎还缺乏足够意识。

尽快对已然消逝的中华文化圈缺乏了解，但国内还不乏论者在起劲地论证“中华文化复兴”或“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这样的口号固然含有一种盛世缅怀的意味，但其实在内涵上是很不清晰的。

“中华文化复兴”所具有的盛世缅怀意涵是显而易见的：古代中国素有“盛世修文”理想，唐初修《五经正义》，宋初修《太平御览》，明初修《永乐大典》，清代乾隆修《四库全书》。所有这些都传递着一个意识——没有“文治”的时代称不上“盛世”！大约正是出于这个意识，如今国家投入巨资支持佛藏、儒藏、道藏等各种“藏工程”。

但“中华文化复兴”单靠“述古”是不够的，还需催生出伟大作品。因为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素来相信，“伟大的时代必有伟大的作品”。如今的时代在经济社会方面已经足够伟大了，但“伟大的作品”却总是难产，“大师”更是越寻觅越少，这是相当急人的。为此，国家出面推动各种“精品工程”。遍查当今世界，中国或许是命名精品最多的国家。如今国家又为文化发展规划了更多宏伟目标，比如在多短的时间内造就多少一流大学，打造多少一流大师，生产多少一流电影，贡献多少文化产值。上行下效，中央政府的一个文化工程到地方可分解为无数个文化工程或以文化为名义的工程。总体来看，今天的文化发展声势很大，气氛很喧闹，硬件设施很堂皇，产值递增也很快，但好像唯独缺少些“使文化成为文化”的东西。套用一句当今流行的政策语汇：今天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进入了一个“外延性高增长”阶段。

“中华文化复兴”不仅应着眼于国内，更要努力“走向海外”。如今的“走出去”战略依然体现了上面说的“盛世缅怀”意识。无论汉唐还是明清，中国文化都不仅是一国文化，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文化，或者是当时人们视野中的“天下文化”。如今，随着儒学的衰亡，佛教的式微，汉字文化圈的解体，礼仪之国风范的丧失，中华文明圈已经不复存在。如何复兴那个往日辉煌？这又成为国家的重任。然而这种走出去战略依然表现出强烈的“外延性高增长”特征。为应对英语统治世界的现实，为应对法语培训中心、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和日本文化中心等向世界推行自己语言文化的现实，国家把争夺对外“话语权”当作一项重要战略。2004年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落地。以后，几百家学院以特有的中国速度遍布世界。人们希望以汉语为媒，让中国的“先进文化”影响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走了一条“外延性高增长”道路。如今为消除它对环境、资源和创新能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内涵性增长”的能力。但由于积重难返，这个转型举步维艰。现在，这个“外延性高增长”模式又在文化领域得到复制。但文化的本性只与自由创造有关，文化发展最需要的是自由创造的条件，因而文化本来就是一桩“内涵性增长”的事业。从这个意义看，“外延性高增长的文化”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