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老的《讲真话的书》，里面收有《随想录》，却出现了怪现象。其中《随想录》一四五《“文革”博物馆》一文，在目录页上只标出“存目”两字，正文页里仅有标题，第一○二六页整页空白。

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法西斯专政时期，报刊常有“开天窗”，报刊因为某篇文章或新闻被审查官“枪毙”了，编者故意让它空着，让读者知道，以表示对审查的抗议。现在四川出版的这本《讲真话的书》出现这种现象，又是为什么？

巴老在这篇文章里说的不过是：

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众所周知，党中央已经做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决定，难道巴老的意见犯了忌？

曾有一位温姗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议论此事：

把巴老这篇文章免登的做法极不可取；但是，编者仍然“存目”还有可取之处，至少他们有勇气告诉读者这里本来应有如此一篇文章，让读者去思索个“为什么”，而且引火烧身地招来对他们的批评。如果他们干脆连目录都删去，作者、读者更是连话也说不出一句，岂不省事？

去年，杨苡同志在《钟山》双月刊发表《“文革”博物馆在哪里？（重谈一九七七年巴金的三封信）》一文，其中说：

“文革”博物馆在哪里？在我们的亲爱的祖国各地，无数无数的高楼在建成，竟没有一座大楼挂上“文革”博物馆的牌子！我现在只能说，它正在建成，或已经建成，它矗立在巴金老人的心里，在他的亲朋好友心里，在所有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受难者的心里！历史可以把一些发生过的事掩盖，淡化，甚至歪曲。但历史终归是历史，它不像是日历、月历或年历，想撕掉就撕掉，而岁月留下的历史踪迹却还能在记忆中永存。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详写下这件事，只是想给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者提供一些资料。

三联版《随想录》出版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平安无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也。

巴老信中所说的“译文集”，即香港三联书店于一九九○年出版的一套十本的“巴金译文选集”：《草原故事及其他》（高尔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尤利？巴基著）、《童话与散文诗》（王尔德著）、《迟开的蔷薇》（斯托姆著）、《家庭的喜剧》（赫尔岑著）、《红花集》（迦尔洵著）、《夜未央》（廖？抗夫著）、《散文诗》（屠格涅夫著）、《木木集》（屠格涅夫著）、《门槛》（屠格涅夫著）。是我用自己收藏的书选编的，每本十万字左右，印小开本。台湾东华书局又据香港三联版印了精装本，巴老也签名送了我一套。

犹忆少年时，小学老师沙名鹿先生送我一本巴金的《家》作为生日礼物，自此，我就找巴金著作来读，七十年了。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读巴老的书成长的。巴老百岁华诞，写这篇小文，略表我的感念之情。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