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我想办一个大型文摘刊物。家英看到我试编的《新华文萃》样本，要了一本。我说上面没有批准出版。他说：“我带回去放在主席桌上，他也许有兴趣翻翻。”这桩事，我一直提心吊胆，怕批评我绕过了中宣部，家英好像不在意。我想他是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否则他不会送给毛主席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版《新华文摘》，我的这一愿望才实现，而家英弃世已经十四年，我不能送这本刊物给他了。

最后一次见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那时丧钟已响，山雨欲来，黑云压城。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唱片门市部，遇到家英和逄先知秘书。我是去抢购“四旧”粤剧《关汉卿》、评弹开篇等唱片。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家英面对“四人帮”的迫害，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终年四十四岁。

后来读了逄先知送我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方了解家英何以自尽。他在整理毛泽东的讲话时，删去了有关《海瑞罢官》的一段话，关锋告密于“四人帮”，受到王力、戚本禹的迫害，乃不惜以死抗争。

由此我回忆起大约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去家英处，闲谈中扯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家英很生气告诉我，在他手下工作的戚本禹，把一封群众来信擅自转给了地方有关组织，会使写信人遭受打击报复，违反了有关的规定。家英把此事交给党小组，用他的话，“要帮助戚本禹认识错误”。他怎么会想到，就是这个小爬虫后来充当“四人帮”的杀手，把他逼上死路。家英心里明白，早晚有一天要搬出中南海，他非常了解毛泽东。令人悲哀的是，家英不是活着走出中南海！

我写这篇小文，除了怀念家英，同时想回答一个问题，广州《书刊报》“书写人生”征文启事说：“漫漫人生路，书可能是你的精神食粮，希望爱书的朋友写下最深刻的一点体会。”

我想了一下，我的体会是什么呢？能不能说，读书也是做人的权利：认识世界之权，调查研究之权，知己知彼之权，无圣人凡人之分。

家英身居高位，我不羡慕，却羡慕他买书方便，读书自由。一九六四年，我奉命组织班子编《蒋介石全集》，在这方面曾经有过一点小小的方便。现在卸磨养老，买不起书，海外书友偶有寄赠，有一部分被邮检没收了，大概怕我沾染毒菌或者营养过剩，有碍健康吧。如果家英还在，知道了会怎么想？

家英说自己“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毕生追求光明，竟为黑暗所吞噬。有人说家英书生气太重。在我看来，书生气比乡愿，比八面玲珑可贵。

我怀念书生家英，我的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