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吉的“赵记”洗衣铺开在科隆市区华人聚居的地方。铺面不大,进门就是招待客人的柜台,神龛里供着关公和财神,里面是洗衣服和烫衣服的工作间。
我走进洗衣铺,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正坐在柜台里写账本,他看到我进来,笑着用德语问:“先生,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您是赵元吉先生?”
“对,鄙人正是赵元吉,请问阁下是哪一位?”
“万里长城万里长,齐心合力保家乡。”
赵元吉愣了一下,赶紧回复道:“拨开乌云晴天日,山高水长见牛羊。您就是黄仲泰先生吧,请里面说话!”赵元吉面带喜色,将我让进了内屋。
赵元吉低声问:“黄先生,是不是袁文道出事了?”
我点点头,将袁文道的近况告诉了他,并请求他给予帮助,用非常规的手段将袁文道从杜伊斯堡精神病院里解救出来。
赵元吉面带窘色地沉默不语了。
“赵先生,有困难?”我急切地问。
赵元吉仰头长叹一声:“难啊!我们名为特工,实际上全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门外汉。不是餐馆的厨师跑堂,就是报童和苦力,哪有能耐去救人啊。彭先生没给你说过?”
见我惊讶万分,赵元吉苦笑一下:“彭四维所谓的必要帮助是提供住宿和饮食,外加打探消息,真的救人还要你自己想办法。彭四维是个好面子的人,军统人人都知道,看来他又在外面吹牛皮了。”
我真是哭笑不得。这个在钱家源家中打包票的彭四维,说的全是不切实际的牛皮话,害得我现在进退两难。
我问:“赵先生,难道一丁点办法都没有了?”
赵元吉在屋内踱步寻思了一会儿,说:“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需要这个。”他向我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看来钱家源给我的那张支票该派上用场了,我说:“钱不是问题,需要多少您开个价,只要能把人救出来。”
赵元吉说:“就一千马克吧,我叫人帮你将袁文道救出来,并安排你们出境。”
“那您找的是什么人呢?”
“当地青帮的人,都是中国人。”
“可靠不?”
“放心,我侄子汪家昌就是这片的青帮头儿。这小子虽然不务正业,但也是中国人,应该没问题,何况有钱拿。”
赵元吉让我去银行取钱,而他则去找汪家昌,我们约定晚上见面。
晚上八点正,夜幕降临,街上的房子大多数关闭了大门,人们早早就寝了。虽然每条街都有几盏路灯,但光线昏暗,让弯弯曲曲的街道变得阴森凄凉,好像没人居住一样。万籁俱寂,只有教堂的钟不时为那些过世的虔诚教徒的在天之灵发出声声哀鸣。
我带着现金再次来到了“赵记”洗衣店,看见七八个陌生的华人游荡在店铺四周,他们低头抽着烟,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四周,当我出现在他们视线内时,每一个人都显得很兴奋。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我推开店铺大门,并没有看见赵元吉,而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这人个头不高,獐头鼠目,梳着分头,身穿一件普拉达花格西装。他笑着迎上来,说:“您就是黄先生吧,等你很久了,我是汪家昌,赵元吉的侄子。”
我问:“赵先生呢?”
“我叔叔下午有点伤风感冒,去看医生啦,人老了就是这样。他叮嘱我晚上和您见面,替您办妥那件事。”汪家昌一边说着,一边急着把我往里屋拉。
我忐忑不安地跟着汪家昌走进里屋,他转身问:“黄先生,钱带来了吗?”
我将装着现金的信封向汪家昌晃了晃。他刚要伸手接,我又把钱揣进衣兜里,问:“你打算如何办这事?”
汪家昌替我倒了杯茶,笑着说:“黄先生,这年头办什么事都讲钱。国内如此,国外也一样,这洋鬼子也喜好钱。这样吧,您再出一万马克,我保证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一万马克?”我感觉被人欺骗了,“汪家昌,我不和你谈了,快叫你叔叔来,要说钱也和他说。”
“黄先生,这点钱对您们算得了什么?”汪家昌的语气变得尖酸刻薄,毫无友善,“您信不信,日本领事馆的人出2万马克,让我杀了您。他娘的,我神经病啊!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