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即使是一枚金币/也买不回昨日的光阴。

我和白镜泊开始研究王德川的操作方式，决定要用同样的方法将失去的赚回来。白镜泊觉得乱世出英雄，触法不违法就是合法，做职业商人就要六亲不认，只认钱。

想要干什么，眼下能做啥就将就着做！不能做再说！我这么告诫自己。我原本就是一个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的人。

我们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做了一单生意，用的是王德川的操作方法。

上海东方电器公司专业销售电磁炉。通过矮子姨夫的介绍，我们公司付了15%的预付款从这家公司进了批发价一百万元的电磁炉，到手后我们以低于批发价20%的跳楼价卖给了重庆的一家电器商行。最后我们以做亏了为借口，由公司花十万元买了所谓价值百万的皮革抵给了上海这家公司。

整个操作行云流水，只是矮子姨夫觉得十分对不起上海那家公司的老板，当兵时他是那位老板的老班长。私下我们给矮子姨夫包了五万元的红包作为中介费，让他心安理得一些。

这笔生意让我们净赚了五十万，接下来再做我们便得心应手，没有一点心理障碍。

那时生意就这么做的，大家都这样在做。似乎不合理也可以，只要合法。赚钱是硬道理！

那时一个过硬的关系就是一单生意，用失掉信任和友谊就可换来利润，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都在不健全的法律允许范畴内。

那时拿钱都很难买到的货叫俏货，能和进价接近就卖出的货叫尖货，低于进价百分之几十能卖成现钱的货叫跳楼货，以进价的百分之十到二十才能卖成现钱的货叫死猫烂货。

那时只要能以少数预付款打出去赊得俏货，卖出去后再用少许钱买进同等价值的死猫烂货，充抵给上家就能大大的挣钱。

那时处处都是贸易公司或经营部之类的单位，皮包里装着公章和合同，撞上了就签合同，凭谁的嘴会讲，凭谁的头子好（就是表面看起来让人信得过）。

所以开公司做生意在那个年头也称为撞货。凭运气能撞上数额巨大的尖货就能发大财。而多半是些运气不佳的公司撞上些跳楼货，付掉中间费加上要跳五楼以上的货，卖成钱所剩无几，以此恶性循环，愈陷愈深，债务越背越大，到最后就只能做死。

现在想来，那个年头的所谓皮包公司为搞活经济起了莫大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它们促进了市场的流通。

那些开皮包公司的人有的一夜之间暴富，也有的身背重债沦为阶下囚。但无论如何他们为搞活经济起了一种积累基本经验和模式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试验田。厂家生产出来的货没有这帮人四处窜、四处倒、四处卖，就无法流通，就无法真正地进入消费层面。在买进、卖出这个流程中，不适销对路的商品没有这帮中间人拿来贱卖、拿来跳楼、自己背上债务，就不能实现市场价值，这些货说不定就要损毁掉。他们的确钻了一些法律的空子，但也接受了市场法则的裁判，做得好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运气差和目光短浅的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我和白镜泊在当时做生意的一帮人当中算是有文化的，自诩智商比一般商人高，是儒商。我们只有遇到俏货和尖货时才做上一单，加上我们手里有一百万左右的周转现金，随时都能买到较大数额的死货来充抵对方，生意也就做得十分轻松和洒脱。

我们内心深处对王德川还是心存感激的，是他教会了我们这种操作模式，让我们硬生生地突破了心理防线。接下来，我们成功地做了好几单业务，大大地赚了几把。

转眼间已是春暖花开，毓?有了身孕。生意做得轻松，我便常常待在家里照顾妻儿，带着小白菜四处转悠，陪她看电影，给她讲故事。那段时间待在家里并不孤寂空虚，也不会有与社会脱节的惶恐。我常常一段段地回想起从前的旧事，有时觉得它们似乎正在发生或可能即将发生。

人往往因为一件小事改变自己的志趣和往后所走的路。我因为帮一位同学打架而写上了诗，并写上了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