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二下半学期时的一个晚上，八一级的甄刚闷闷不乐地跑到我寝室，坐着一言不发，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因为我们都喜欢踢足球，加之又是老乡，是关系很铁的哥们儿。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说，是和班上的尚仲打架吃了亏。起因是他评价尚仲的一首小诗写得太一般，尚仲便说他发表在校刊上的才不是东西。两人争得恼羞成怒，争得动起手来。尚仲当着同学的面重重地打了甄刚一耳光。甄刚觉得十分没面子，来找我是想让我替他出这口气。

血气方刚的我一口应承，于是我俩到教室去找正在晚自习的尚仲。尚仲一看来者不善，我们又是两个人，知道自己要吃亏，站起来一巴掌响亮地拍在桌上，用手指着我和甄刚说：“是好汉的我们就单挑，不要以多欺少。”

我朝甄刚努了努嘴，让他闪一边去。我嬉皮笑脸地走到尚仲面前说：“还以多欺少，你欺负甄刚是不是以强欺弱？今天，这个头我为他出定了。来，我陪你单挑。”

我和尚仲将单挑的地方选在教室的讲台上，看热闹的同学立即就围了一大圈。

刚一站上讲台，我抬起一脚就踹在尚仲右肩上，他仰面朝天倒了下去。

我等待他起身还击，哪知道他爬起来换了一副热情洋溢的笑脸，向我伸出手来要握。他说：“不打了，你是好汉，像个诗人！”见我不知所措，接着又说，“我们做朋友，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这样产生的。走，我请客，喝酒去。”

这种化敌为友的理论我是能接受的，打架交朋友我自小不是第一次。我们三人到了校门口的小酒馆，切了一盘猪头肉，要了白酒、啤酒喝上。

先是由我主持甄刚和尚仲的和好，让他们对饮一杯。接着就是尚仲敬我酒，他对我说：“平时我们虽没有深交，但我观察你好久了，你很有灵气，为什么不写诗呢？你一定能写出好诗来。”

刚才拳脚相见的时候他说我像个诗人，我还奇怪呢，这么一说我倒想试试去做诗人，但我也坦言不会写诗。

尚仲说：“写诗没什么会不会的，靠的是才气和天赋，只要你写，我保证你会。”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写诗了，并常和尚仲交流，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写了一阵子诗我想投稿，在邮局门口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将连夜写的一首名为《初冬》的小诗寄给了一家文学杂志。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这家杂志社编辑部的回信，说诗稿刊用，不日给我邮寄样刊和稿费。

旗开得胜。从那以后，我狂热地爱上了诗歌，屡屡发表作品去赚稿费。进入大三时，我几乎对所学专业完全失去了兴趣。

我常和校园内一帮志同道合的诗友逃学、写诗、酗诗、品吟诗歌。我们对这样的活动如痴如醉，常常通宵达旦。我和尚仲、燕晓、泽明、夏三、何子等同学一起成立了“大学生诗派”。

我们是一群出没于小酒馆和女生宿舍的诗歌红卫兵。我们醒目的标志是长发和黄书包，自发的集体主义以及对诗歌的狂热使我们肺活量大增，集体的喧哗淹没了晚自习的寂静，所作所为中交织着文明和野蛮、狂妄和无知。那些青涩的脸上挂着执着的表情，那些疯狂的大脑里装满着诗性的激情和膨胀。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大学生诗歌有了重庆大学“大学生诗派”这面旗帜，这个诗歌流派从重庆出发，一路迎风招展，遍布全国。

一切都因为诗歌，它让我的个性从此变得绝对、极端而又疯狂，它一直暗示我，生活之外有另一种真正意义的生活。

好多年后只要我一回想，就能分辨出那是怎样的生动和愤怒。如今大学已远，作为学生的我已远，呼朋唤友的夜晚已远。我身不由己地走在经商的路上，我的诗性何在？

夏天又到了，重庆这个火炉般的城市把人的心情烙得像张薄饼，极端的烦躁和脆弱。7月25日深夜毓?说肚子有些疼，不一会儿就疼得受不了，全身直冒虚汗。这两天正是她的预产期，我马上预感到她是要生孩子了。

我起身抱起她直往厂医院跑，小白菜从来未看见我们如此慌乱，吓得什么话都不敢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