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认为，魏晋人狂饮是“为了‘快意’，为了享乐，所以酒的作用和声色犬马差不多，只是一种享乐和麻醉的工具”。然而纵酒与纵情于声色犬马不同，也与大把大把挥霍金钱有别，玩声色犬马和花金钱是挥霍对象，挥霍作为身外之物的客体，但纵酒这种挥霍行为则既是挥霍对象，也是挥霍挥霍者自身——挥霍主体。这种挥霍自己生命的结果，就是让存在剥离存在者自身。通常存在者总是占有和支配着自己的存在，存在不能与存在者分离，而狂饮最终却使存在者与自己的存在脱节。醉酒把狂饮者置于这样的情景中：自我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已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于是主体被酒消解掉了。由于个体不堪忍受生命存在过程中的死亡恐惧，而以醉酒的方式将自己的存在悬置起来，以推诿生命存在中不可让渡的死亡重负，主体消亡了就不再有死亡焦虑的承担者，因而也就无所谓死亡焦虑。纵酒这种挥霍生命的行为还造成了精神的自我与肉体的自我的分离。刘伶式的狂饮具有一种悖论的性质：狂饮的初衷是想占有自己的生命，而醉酒却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控制，只是占有了自己的幻觉。醉后幻觉中的自我虚幻不实，他摇摇摆摆地撞出了具体的时空限制，离开难免一死的皮囊肉身，时间之流在幻觉中停滞了，空间的范畴也对他毫无意义，他似乎跌跌碰碰地走进了永恒，死亡和腐朽都奈何他不得：

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酒德颂》

从以狂饮解脱俗情、名教的束缚而单纯地占有和肯定自己的肉体，到醉后又摆脱了肉体的限制而仅仅拥有自己的幻觉，这二者中自我始终是分裂的：在前者自我成了一种生物的自然存在，在后者自我又成了一种幻想中抽象的存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自我对自身的占有总是片面的。狂饮后的确给醉者带来某种虚无缥缈的永恒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可是，这种永恒感是通过把现实中的那个自我暂时悬置起来获得的。无论是狂饮的行为，还是醉酒后的结果，都只能给刘伶式的狂饮者带来社会—历史学意义上不折不扣的死亡。醉酒在使刘伶这样的狂饮者摆脱死亡恐惧的同时，也使他们放弃了社会—历史学意义上的存在；醉中的刘伶与其说进入了永恒，不如说堕入了无边的黑暗；他事实上是由于害怕失去自我，而在精神上提前交出了自我。

与刘伶狂饮烂醉只是片面而抽象地占有自身恰恰相反，畅饮使陶渊明真正澄明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本真性，不仅没有造成存在与存在者的分离，反而使他的形与神更为相亲，并且使他的存在“渐近自然”；也与狂饮烂醉阻断了刘伶辈与类之间的联系不同，畅饮使陶渊明将个体的生命融进宇宙生命的节律之中，从而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解脱了个人死亡的恐惧。

这得先从陶渊明对生命的独特体认谈起。他和大多数魏晋士人一样，对死亡既极其敏感又十分焦虑，但在如何消除死亡恐惧的问题上他又不同于许多魏晋士人，他否定了个体长生不老的可能性，清楚地知道并且坦然地接受人类“自古皆有没”的命运（《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八），在《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诗中还说：“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因而，他不乞灵于东林慧远高僧“生西的大法”，也不相信道士们吃药成仙的真传，同时也不看重生前的美誉和死后的荣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百年归丘陇，用此空名道”（《杂诗十二首》之四）。声名、利禄、富贵都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不能指望凭借它们来实现对生命的超越，生命的目的和价值就存在于生命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