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12 月，总会计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简称GAO）耗资一百三十万美元委托有关部门来检查国会图书馆的工作，用意在改造图书馆的业务活动，对它收藏的东西施加猛烈的限制。检查工作由一所国际管理咨询机构布思－艾伦· 汉密顿公司（Booz-Allen Hamilton，Inc.

）和负责查账的普赖斯· 沃特豪斯公司（Price Waterhoues ）联合进行，写出的报告经总会计局批准，提交给国会的一个监督委员会审议实施。这份报告建议国会图书馆放弃现在的做法，不再为全体美国人提供“无所不包的知识与创造收藏”，把自己的机能与作用主要集中在“国会与国家”方面。如果这个建议得到采纳，外界人士获得图书馆资料必然也遭受猛烈的限制，非公务员的普通公民想利用图书馆必然十分困难。

这些效率专家们还给国会图书馆出主意，叫他们举办一些“集中在增加收入”

的工作项目。会计师们的这种不自觉的表演，足以说明人们为什么常常把他们称为“数豆子的人”

，使用计算器时得心应手，写起文章来515却句法不通。他们使用支离破碎的语言来为自己花掉百万美元的咨询费作辩解；他们无所不包的建议，说到底无非是要大量削减图书馆每年3.5 亿美元的经费，取消它作为知识供应者的传统职责。下面就是这些人的发现：

“图书馆缺乏明确的技术观点来支撑其内部工作程序，未能建立图书馆网络来促使全世界的知识资源得到分享。”

当我们把这种种硬块费力消化之后，又出现了下面的句子：

“职责不清以及对工作缺乏责任感负面影响了图书馆贯彻一体化的计划和执行过程”。还有这样的句子：

“检查年度预算是评价图书馆各项工作的首要机制；年度预算不是估量战略计划成就的有效机制。”

审议这个建议的国会联席委员会干了一件好事，干脆拒绝了这个建议。参议员哈特菲尔德在他主持的听证会结束时说道：

“为了维持我们国家的安全，在硬件之外，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

他提出，图书馆的基本使命应当是促进“知识、意识、观念、思想和精神”。《华盛顿邮报》就这个建议只登载了两则简要的报导，两篇文章都被视为本地新闻在不重要的内页发表，还写了简短的社论表示反对。这篇社论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获得了引用，还登在《国会记录》中。别的主要媒体报导也没有什么两样。

建议遭受拒绝一个月以后，比林顿对我说：

“这件事没有在全国报导，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因为图书馆发生的事很少在哥伦比亚特区成为重大新闻，更不用说全国了。哪怕弥赛亚救世主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显灵，得到报刊注意的机会也只有50% 。”

比林顿把总会计局的报告形容为“毫516无理由的建议；要求我们停止成为包罗万象的图书馆，要我们完全依靠电子设备，完全为国会工作。我的反应是完全否定与对抗，不遗余力。图书馆界的同行都是这样，而且我们有国会的全力支持。他们彻底拒绝了这个研究报告。但是我希望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人们的警惕，因为它的意义不小，值得我们关注”。

比林顿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不是职业图书馆专家。1987 年里根总统任命他为国会图书馆馆长，是继承了在图书馆职业之外寻找图书馆领导人的做法。1939 年，第一次把诗人麦克利希（1892—1982 ）提升到这个职位上。近年来在其他图书馆也有一些例子：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教育家格雷戈里安博士、希利教士（the Reverend Timothy S. Healy）、莱克勒尔博士（Dr. Paul LeClere）；1984—1998 年担任罗马梵蒂冈图书馆领导人的国际知名古文字学家波义尔教士（the Reverend Leonard E. Boyle）；1955—1971 年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南美洲伟大幻想作家博尔赫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