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的情况。我和史蒂夫在一起时，每每我与母亲对视，都能看到她的眼里充满了浓浓的恨意。那时候一个朋友告诉我，她觉得我既坚强又才华横溢，既脆弱又感情充沛，还很真诚。霍姆斯特德高中的一些老师知道我在家里过得不好，但当时人们并不真正了解精神疾病。我想他们觉得这不过是母亲和女儿闹矛盾而已。我的父亲搬走了，我的大姐离家去上大学了，这之后，我和我的两个妹妹就在越来越可怕的噩梦中度日。家里没有了他们两个人，母亲的残暴行为无从减轻，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我母亲和史蒂夫第一次见面的场面可谓令人揪心不已。一开始，她和我们一起坐在地板上，表现得就像个少女，卖弄风情，和他一较高下，看看谁的文学素养更高。但那之后情势急转直下。史蒂夫紧皱眉头，在渐落下风时谨慎措辞。他只待了一会儿就怒气冲冲地走了，留下不知所措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失去他了。

我并不怪我的母亲。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她那脆弱的不成熟，对个人身份不确定的感觉，再加上她对生活的热爱，都让我内心深受触动。在避孕工具出现之前，许多女人尚未做好准备就生了孩子。她一直以来都很重视事实，她的心思细腻，这些方面都是我很尊重的。我感觉她就像一个奥运会赛跑选手，在她因为残忍的行为而疲惫不堪以至最终崩溃之前，她把她的所有成果组成的耀眼火炬都交给了我们。然而，在那个时候，她在我们的家中拥有绝对权威，既无情又自我憎恨，我们也受到了无辜波及。除了逃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我二十五岁左右时，我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很多种精神疾病，包括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临床抑郁症、伴随精神失常的躁郁症。我想没有人了解她病得有多重，而且我觉得这些病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只是给这些病起了名字，貌似更容易博得怜悯而已。过了很多年，我才真正弄明白这些词应该对应哪些我们遭受过的可怕行为。

母亲的病情确诊之后，我很担心自己会步她的后尘，这让我对所有有关健康和传统医疗保健的东西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在二十二岁时制定了一个计划，里面写明了若是我发现自己有精神疾病发作的迹象，该如何应对。第一，我要为我自己的健康负责。这成了我生活中的重中之重。第二，不吃肉。第三、第四和第五，要用药治疗，练习瑜伽，要为了我的理想而努力。我还想到了第六点，即开发我自己的创造性对我的健康来说至关重要。我看到母亲只是看书、评论，却从未创造过食物以外的任何东西，而且，即便加工食物，她也是照着食谱做饭。我很明白，如果人们不通过创造性来发展自身，最终就会把这份能量重新引导到有害的方向。

这些就是我的原则，我自封的出发命令，在我年轻时，我把这些当成了一辈子的计划。在极其相信自我内在资源的基础上，这样的做法给了我充满好奇和桀骜不驯的安全感。凭借这个，我武装好了自己，准备迎接命运——不管我的命运是什么。

我记得，在我离开母亲的家到父亲的家里住之前，有个念头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如果人们善待彼此，世界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只关注需要的事情，发自内心地了解常识，承诺友好地对待共同财富，世界会怎么样呢？这种感觉源于我心中聚集在一点的昏暗光芒，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而且，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感觉，所以，多年以来，我一直秉承着“大爱”的观点，却不知道这个重要的问题一直在我心里发挥着作用。我不知道如何用我的手臂来拥抱没有爱的母亲，所以我只好避开她。可后来我又遇到了一次机会，那时我面对的是与母亲不近人情不相上下的人——史蒂夫，为了女儿的幸福，我不得不小心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