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膝下无儿，老伴已然死了，只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然二十岁了，虽然没入过学堂，却很讲自由，每日梳洗打扮，非常地漂亮，他也不以为怪，爱得和掌上明珠一般。他总想替他女儿择一个快婿，无如总不当他的意，他也不管他女儿心理如何，只是慢慢地去选。其实学校的职教员和学生里面，很有顶好的青年，他都看着不好，老以为学堂出来的人靠不住。大族又没人跟他论婚，所以他把他女儿的大事，给耽误到现在，目下还在物色佳婿的时代。

此时邹科长给伯雍引见道：“这位便是我们社会教育科科长，朱仁亭先生。”伯雍见说，向他鞠了一躬。邹科长又指着伯雍道：“这位便是白议员给荐来的宁伯雍先生。”朱科长这时已然把他那副大花镜摘下来，向伯雍拱手带笑地说：“原来是一位很年轻的先生。在哪学堂毕过业呢？”伯雍说：“从前在京里读书，光绪三十一年派到日本，去年才回来的。”朱科长见说，叹道：“留学很久了，可惜这些年光阴。家里几口人？有多少地？听说在西山住家，一定有田园的了。”伯雍见他不说正经的，问起家常，心中不由暗笑，因答道：“小生八口之家，别无恒产。”朱科长见说，不觉地一摇头说：“如此说来，家境很寒，苦得很！苦得很！寒门的人，能学到这样子，也傻难为的了。究竟不如富家子弟脑筋充足，因为他们饮食好。就拿老朽说，六十八了，若不是仗着饮食，哪能有这样脑力呢？别的我倒不讲究，滋养品是不能缺的。”伯雍见他益发说得可笑了，没法子，只得向他说道：“老先生先不必说这些，如何营养，等闲着时再领教。究竟贵杂志是怎样办法，今日能说个大体不能？几时才能出版，也须有个预备，我好来做事。”朱科长道：“哦。杂志，就是月报哇？预备好了。早已给各学堂去公事了，教他们供给材料，大约下星期材料便到齐了。你先生由明天起便可来衙视事。”这“来衙视事”四字，倒把伯雍说得一愣，暗道：“我又不是属员，又不是科长，又不是秘书，不过办杂志的一个人便了，何必装在衙门里呢。”他心里便有些不安，这时邹科长和朱科长道：“请这位先生见见所长好不好？大概所长还有分派。”朱科长说：“也好。咱们同着到办公厅吧！”当下他二人同着伯雍，到了办公厅。只见五间一通连，当中放着所长办公的桌子，以下是总务科、中学科、小学科、社会教育科，每一位科长科员，都有一张办公桌。看他们那样子，不是在那里办事，一个个懒洋洋的，在那里白坐着，简直是消磨光阴，竟惦记到了钟点好下班。倒是有几个录事，低着头不知在那里抄录什么。

所长年纪不过四十来岁，俊品人物，本是前清的一个纨绔，在官学里念过几年书，还当过驻日公使馆的随员，保了一个四品京堂。他天生来的是个官僚，再加上亲戚朋友官僚派的熏染，所以他除了会做官，别的长处一点没有了。他的手腕，非常灵敏；他的谈吐，非常官派；他的走动，非常宽广。在宦途中，无论到什么时代，绝不会没有他的事做。他由日本回来，便得了这个缺。虽然改了民国，他的地位绝不会动摇，而且较从前更稳固了。他的官，虽然不大，在北京也是个要紧的机关，除了教育部，就得让他。论理，他一个旧式官僚，怎能长得了？谁知他竟干长了。他的手腕有多大呀，不说他一己的运动力，由当局方面看来，也似乎留着他大有利益。北京中学以下的学生，也多很了，在政府（老袁）看来，将来都是有危险性质的，换个有思想的教育家，一定不免给政府添麻烦，现在的所长，他是以做官为目的的，其实他也不知什么叫教育，不过按着官事循例办公便了。并且他用的人自然都跟他同鼻味，万不会有什么振作，他们为饭碗计，每天只求无过，不求有功的，不过苦了一群莘莘学子，然而也是无法。无非在文明世界，不便取消学堂，也就算当局老大的恩典了。政府有政府的用意，不想这位所长，倒永保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