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把杨成武留下来，对他说：“你的任务是当好联络员和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作为代总参谋长，跟随毛主席出去，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行程是紧张的。

从凌晨离京开始，他每天都请许多人来汇报情况，找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了解各地开展运动的情况，似乎要对这场运动的规模、进程做出相应的决定。

一天，他把杨成武等人叫到自己办公的房内，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意见。

针对沿途及武汉等地群众组织派仗越打越厉害的情况，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

他具体谈了“文革”进程问题，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

杨成武感到，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同。毛泽东要三年结束这场运动，而那些人希望越乱越好，打倒的人越多越好，拖的时间越长越好。

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算起，到1968年就满三年，眼下已是1967年盛夏，各地的派仗打得正激烈，要把已经燃起的烈火压下去，有可能吗?

毛泽东的话，是最新最高指示。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

在武汉，毛泽东一直想横渡长江。1966年的7月，他“万里长江横渡”，同跟随他一起畅游的青年人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去年，他老人家73岁，还在锻炼自己的意志和体力。今年，他自以为并不比去年老多少，他应该享受“极目楚天舒”的乐趣。

由于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王力扣了起来，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毛泽东的横渡长江计划只好作罢，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这期间，毛泽东的一些精辟的见解，使杨成武愈发感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问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当时这“四个伟大”被吹鼓手们吹得天花乱坠。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报刊争相转载、刊印，还被制成“语录牌”到处悬挂。就连毛泽东石膏像的底座上，也刻上了“林体”的“四个伟大”。

“谁封我四个官啊?”毛泽东的谈吐富有幽默感。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对他的这种幽默是比较熟悉的。几天前，他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开了个很有意思的玩笑。

记者和他的妻子同在新华社工作，“文革”打派仗，两人参加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是不在一张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

毛泽东风趣地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大家都被毛泽东逗笑了。

现在，他说“封四个官”，却没有人笑。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屋子里静得可怕。这恐怕是在座者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毛泽东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毛泽东的态度，叫人们吃惊。大家只是静静地听，没有人发表任何见解。

此后，杨成武随毛泽东散步。林荫路上，很安静，没有鸟声，也没有蝉叫。

毛泽东问：“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