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的一个小村子里，12岁的少年王首先陷入了极度的迷惑之中，到底是城里好还是乡下好？他和“城里人”的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这一切并不来源于城里人对乡村的歧视，而是来源于城里人对乡村的想象。可以说，王首先这个不平静的12岁的夏天都是“电影”惹的祸。如果不是一个摄制组的到来，他可能不会这么年轻就要面对那么多复杂的问题。王首先无法想象城里人居然不喜欢城里的生活，更无法想象他要扮演的那个电影中的角色，一个乡下的孩子进城之后为什么要坚决地回到乡下？对城里人虚构的那个故事，他难以认同。

这个夏天对于在学校里不太讨老师喜欢的王首先来说，突如其来的难题是多了点。他不仅要使出浑身解数赢得出演电影的机会，还要面对真实（生活）与虚构（电影）带给他的困惑。故事的发展并不完全出乎观众的预料，电影拍摄完成以后，王首先发现剧组将测光表遗落在他家了。为了将测光表及时归还给摄制组，王首先踏上了寻找剧组的漫漫旅途。影片的构思，很容易让人想到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然后是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还有《橄榄树下的情人》。很早就有人指出张艺谋“借鉴”阿巴斯，才有了《一个都不能少》。而影片主演乡村女孩魏敏芝的经历跟王首先令人惊讶地相似。一部电影的拍摄改变了魏敏芝的命运，她一度产生过报考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念头，随后又被选拔她拍电影的人友善地否决，最后她接受了城里人的好意，到石家庄上了中专。魏敏芝戏里戏外的故事似乎更像阿巴斯的电影，而《王首先的夏天》中这个12岁男孩的失意以及与魏敏芝如出一辙的执拗，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关于电影想象力的疑问。伊朗电影的叙事方式是否真的是中国电影唯一的选择？而这样的模仿和借鉴被“拿来”之后有多少错位、漂移和下坠？

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既被人们视为亚洲电影的象征，也被认为是“90年代世界影坛出现的最重要的导演”。他第一部获得国际注意的影片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描写一个小学生不小心把同学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不让同学在第二天受到老师的处罚，他决定尽快把作业本送回去。整部电影“记录”了小孩还本子的过程，一路上他不停地向遇到的每个人询问同学的家在哪里，复杂拖沓的问询中呈现了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这样的“小故事”，先前是很少进入电影叙事中的，因为在整个影片的进展之中根本就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可这并不能说明这个漫长的过程毫无价值。生命本身是有尊严的，不管你做出怎样的行动，阿巴斯始终充当的是一个在场者（与电影中的人物同在）。对生命行动的信念，坚韧中蕴含着一份悲悯。

李继贤1989年夏天毕业于电影学院美术系，作为美术师的他先后参加了《周末情人》、《危情少女》和《长大成人》的拍摄，之后又和路学长联合编剧了《非常夏日》。《王首先的夏天》是他的导演处女作。在大多数新生代电影在叙事上无法与主流电影同谋的情况下，李继贤选择了“机智”的叙事方式。

《王首先的夏天》竭力摆脱了中国儿童片里浓厚的说教成分，可是在处理王首先和他生活的乡村背景之间的关系上，显得若即若离。王首先对乡村生活的厌倦，或者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缺乏必要的描写，加上“戏中戏”和整个电影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过于抵触，王首先的选择也就没有那么痛苦和“非如此不可”，之后，他寻找摄制组的过程显得过于冗长。王首先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把测光表还给摄制组？他和这些城里人是否已经在心灵上达成了一致？

乍看精巧又安全的叙事方式逐渐偏离了人物本身的中国现实，用伊朗电影的安全模式解决中国电影叙事危机的天真想象在临摹与描红中落空。假设影片将重心落到摄制组即将离开王首先家的时间段落，王首先决定跟摄制组继续拍电影而远走高飞，那会是怎样的一部电影？不过，我仍然对王首先这个孩子充满兴趣，我希望看到他最后将到达何处。导演做到了始终把叙事控制在一种莫可名状的期待之中。

很多人将阿巴斯视为纪实性的导演，他经常在影片中将戏剧性和纪录性刻意模糊，将虚构建筑在真实之上。而我们看到《王首先的夏天》有一种渴望真实的冲动，不过，在还原这种冲动的过程中，李继贤做得还不够。王首先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去，而阿巴斯知道他的小男孩要去往何方，要做什么。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夏天王首先的生命里第一次感到了困惑，他要比肩负着“中国农村儿童失学问题”的重大使命的魏敏芝（《一个都不能少》）轻松许多。在两者之间，我对王首先的内心秘密更感兴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首先的夏天》不仅仅是乡村孩子王首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和他在片中扮演的角色的选择发生的冲突，更是中国新生代导演怎样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做出艰难的叙事选择的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