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8日，《世界》开始在全国上映，这是贾樟柯在国内解禁获得审查通过的第一部影片，离他拍摄第一部电影《小武》已经过去了八年。这八年对贾樟柯，是一个创作力相当惊人的时期，四部电影，还有两部纪录片，比起很多待在电影厂里无片可拍的导演，贾樟柯是幸福的。

在《世界》里，贾樟柯对“全球化和消费文化所导致的物化”的中国现实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对于这个日益浅薄化高速运动却不知去向的社会，他更是表现出高度的焦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影片的空间建立在世界公园里。贾樟柯在他的一篇随笔里还提到这是因为他在1993年，也就是他到北京电影学院上学那年，他曾经跟父母一起去逛过北京的世界公园，那种人造的假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那个时候，全球化的浪潮还没现在这么明显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若干年后，当已经带着自己的影片周游了世界的贾樟柯要做这样一部影片时，他的家乡已经充满了高速公路，城市里已经没有了日夜的交替，四季的分明。他在与张献民的对话中也说到“我想拍的，吸引我的是一个‘开放的假象’”，透露出知识分子式的杞人忧天。可以说，观念上的准备，贾樟柯是充分的。甚至还可以说，对这部可以浮出水面的地上电影，他也会给足观众想看到的东西。场面宏大的歌舞，雄伟的仿真世界建筑，以及公园里的舞蹈演员与骑着白马的保安的爱情故事。私密与公共生活的共同呈现，“开放的假象”的思考，对从未看过贾樟柯电影的观众而言，他献出的可以说是一道饕餮大餐。

然而，看过《世界》之后，很多人失望了。一直以来，对贾樟柯都有一种误读，将他视为底层人物的代言人，也有观点认为拍过《小武》的他就是一个黑道上的小混混。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小武》非常具有布列松影片中的人物身上那种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也许，正是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才能赢得很多人的喜欢。可是对自己处境毫无所知的那些人们，包括民工，他并不一定认同《小武》中的关怀。《世界》同样如此，知识分子式的杞人忧天以及女主人公对尊严的感怀，未能再引起共鸣，反而备受指责。

《世界》在发行策略上更是出了问题，号称是“献给飘一代”。但对飘一代，生存的艰难重要，还是对“开放的假象”的思考更重要？缠绕在我们现实中的问题，用一部电影来阐释，这成为贾樟柯不能承受之重。何况，《世界》原本就不是一部供大众娱乐的商业片，如果非要用票房要求它，这显然很不公平。

1964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他的《红色沙漠》里就表现了后工业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困境，影片所对应的是意大利当时出现的“经济奇迹”。而2004年的中国，是否已经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是否已经发展得太快？是否足够开放？我们是否已经过于物质而只剩下狂欢？

我想说的是，在“世界”映照之下，作为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依然渺小而卑微，这世界的变化依然太过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