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1月到3月，他便在《努力周报》《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多家报刊发表了数篇诗文。徐志摩的诗风格清新，排列自由，在当时的诗坛独树一帜，很快就得到了文坛的关注。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四处撒网似地投稿让他在诗坛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这中间还出了一个小插曲，就是那首和剑桥作别的《康桥再会吧》，最开始发表在《学灯》上的时候，编辑不懂徐志摩独具匠心的布局编排，明明是一首诗，却把它当成散文发表了。徐志摩并不妥协，写信给《学灯》的主任，于是又重新刊登了一次，谁知道这次又把诗句的次序给登错了。《学灯》为表歉意，又重新刊登了一次。如此反复地发表，就像一场场“炒作”，意外地把徐志摩“炒”红了。他开始名声大噪。不过说起来，这并不能算徐志摩沾了报刊接连出错的光，因为这样的纰漏只会出在旧学渐颓、新文学日盛的转型时期。一切都是探索，这接连的纰漏是这转折时期的磨合所致。徐志摩在这里面担任了为新文学的新诗开辟疆土的重任。他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而不是躲在固有的形式下在后院乘凉的懒汉。

名气有了，自然会引起文化圈的注意，很快有人找上门来让他为学校做演讲。但是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演讲，因为那所学校叫做清华大学，连找上门来的都是日后名声不输于他的梁实秋。梁实秋当时还是一个大四的学生，是清华文学社的社长。因为不认识徐志摩，他便拜托清华的同学梁思成代为邀请。徐志摩立刻同意了。因为来邀请的是梁思成，说不定林徽因也会去听这场演讲，而且又是在清华。徐志摩决定一定要拿出自己欧美留学生的风度派头来，让清华的学子见识一下外国的大学的演讲风格。

黑压压的礼堂坐满了人，大家都想来目睹一下这位刚刚成名的年轻诗人的风采。徐志摩走上讲台，拿出自己的讲稿，说：“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  AND LIFE），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

开头就挑明了我这是牛津的方式，是正宗的英国血统。可惜的是，这种宣读的方式清华的学子并不买账。本来演讲就是需要生动活泼，娓娓道来的。大家也是带着这种期待来的，却被徐志摩这种枯燥的宣读方式给吓走了，陆续退席。徐志摩坚持在讲台上用自己的英伦腔念完了整个讲稿。但是他内心也承认，这次演讲失败了。不知道林徽因当时在不在席，如果在，也许会轻轻地摇摇头，讪笑一下这位因为太想成功所以力求别具一格的年轻诗人吧！

在清华的演讲失败了，但这似乎不是一件坏事，能登上清华的讲坛本身就是一桩活广告，徐志摩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嘲笑，反而来邀请他演讲的学校越来越多了。现在看来，他当时的身份是梁启超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初登诗坛的新诗诗人，这些名头已经足够有噱头。更何况像清华这样的学校都邀请他演讲了，他的演讲水平似乎已经得到了肯定。

这此后的演讲，徐志摩倒是再也没有摆出“牛津“的架子，转而平易近人。尤其是在中小学的讲演，徐志摩反倒认真起来。没想到，在清华的故作高深没有引来麻烦，在中小学的随性而谈却引起了一场大的讨论，这场讨论就是放到现在也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