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抹宜孙异常兴奋，班子有了，军队有了，咱们开打吧！但刘伯温一把拉住了石抹宜孙。

不急。平乱不是两军对垒，你仗着优势兵力冲上去，把敌军主力部队全部杀光，仗就算打赢了。不是这样的。在平乱中，反军打散了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聚集起来就是反军。义军真正赖以和政府军对抗的不是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是人心。你不仅要跟反军打好仗，也要跟反军的力量之源——老百姓搞好关系。

《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正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刘伯温清楚地知道，光靠剿是不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务之急是先把人心拉拢过来。

于是，刘伯温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谕瓯括父老文》。

看标题就知道，这是一篇“官样文章”，无非是打几句官腔，走个开战前的形式。难道还能写出花儿来？

答案是：在刘伯温手里，还真能写出花儿来。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刘伯温的指导思想十分鲜明，即对组织造反的“首恶”（比如方国珍）须严惩不贷，而对胁从者则认为须从轻发落。因为刘伯温明白：不管反军本身是什么性质，大多数反军的基层官兵都是在无衣无食、左右俱死的情况下，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的，根子还在官府本身和“贼首”的忽悠。因此，文告措辞既要堂堂正正，又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到威而不怒，仁而不柔。

首先，在文章开头，刘伯温先总结了元王朝建国80余年来是如何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是为了告诉群众，皇帝是个好皇帝，政府不是黑社会。那么为什么社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呢？那当然是贪官污吏的错（政教不化，政听壅滞），坏人把皇帝都蒙蔽了。所以，你们的矛头指错了，你们不该造朝廷的反啊，你们该去杀贪官！

当然，你们确实是这么干的。不过，现在欺负你们的贪官被你们杀得差不多了，够本了，该收手了吧。只要你们收手，皇帝就不会追究，你们继续回去当良民。毕竟皇帝和大家一样，都是被贪官欺负的人，但你们要是还不依不饶，那皇帝可就不客气了！

有情，有理，有利诱，有威胁。这份告示写得确实很有水平，虽然要说这告示一出反军即作鸟兽散，那是不可能的，但也确实瓦解了一大批反军士兵，同时也分化了那些支持同情反军的老百姓。造反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既然皇帝说了以前的事情不追究，贪官也确实被我们杀掉了，那就回家做良民吧，就算每天吃得半饱不饱的，总比被砍掉脑袋要好。

这样一来，造反队伍中只剩下了两种人：罪大恶极没有回头路的匪首和确实苦大仇深与元王朝不死不休的穷人。前一种人，死不足惜；后一种人……各为其主，也只能对不住了。

当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笔杆子可以影响局势，但只有枪杆子能够决定局势。这点刘伯温很明白，因而发告示的同时也在着手剿匪战略的部署。

1357年，刘伯温再次升官，当上了行省枢密院经历。这一年石抹宜孙和刘伯温带领着自己组建武装队伍，一路强攻智取，捷报连连。

在整个平定处州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刘伯温一直没有放松他“首恶必究，从犯不论”对于反军将领的惩处。刘伯温的尺度掌握得很好，他的这一举措也进一步安抚了民心，于是，政府军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广（相对而言），反军越打越孤立，政府军短时间内就剿灭了处州地区的绝大部分反军。

现在，只剩下最强大的那股农民起义力量了——吴成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