誊清稿本，也有人简称“清稿本”，但这容易被误认为“清代的稿本”，不甚妥贴。

誊清稿本一般是著者的定稿，也是交付印刷出版的底本，所以是与印本最为接近的稿本形态。誊清稿本有著者手自誊抄的，也有由他人誊抄的，但通常字迹较工整，装帧也较规范，很少写作、修改过程中留下的各种痕迹。这就使得誊清稿本很容易被混同于传抄本，不像手稿本、修改稿本与传抄本的区别那样明显，鉴别时尤须注意。

有些誊清稿本上，留下了著者的印章与题识，或者同时代人的相关题跋，都可以成为鉴定时的有力证据。利用已经确认的著者笔迹，与稿本的字迹进行比对，倘若两相吻合，则是最为可靠的依据。但更多的时候，稿本上直接提供的信息是不够充分的，这就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了。

笔者所得《医髓》（图五）四卷，前二卷内科，卷三女科，卷四周身部。全书以毛笔抄写于专用稿纸上，共一百零八页；墨印版框，高一八零毫米，宽一三零毫米，文武边栏，内无界行，这种黑框无格纸，在清代使用不多；版心内单鱼尾及下方“孙氏藏书”四字为印刷，鱼尾上手书书名“医髓”二字，鱼尾下手书各篇目；少数页有眉批，为同一人所书；书法一丝不苟，楷体而富隶意，亦有特色。据纸墨而言，时代应不迟于晚清。但由于书名页佚失，前后未见序跋，不能遽断。查相关工具书，仅见嘉庆间高玉如《医髓》二卷，未见著录四卷本《医髓》，方考虑此为誊清稿本而未刊行者。此书实为前代中医典籍的选编本，各卷首署“华亭守真子用仪唐敬胜先生选辑，魏塘同学银微子廉升孙拱陛增订”，结合版心“孙氏藏书”，则此稿应出于增订者孙拱陛之手；且书首“医髓卷一”四字下方，钤有“魏塘湛子”篆书白文朱印，也可以作为佐证。

另有《集贤录》（图六）一册，编著者自言开坛扶乩，收集到“十洲三岛五岳三山天宫地府圣佛仙真”降坛写下的劝善文字一百余篇，分为三章，以墨笔抄写在毛边纸本上，高二三七毫米，宽一三五毫米，共一百一十五页，纸捻穿订，外包机制纸书衣。有趣的是，此书书名页明确地标示“丁亥仲夏初版”；书尾手书版权页的著录项相当规范（图七），作上、下两栏，上栏是出版时间、出版者与书名：“时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七日，中国江苏省扬州江都扬寿坝修明堂普愿坛集贤录”；下栏是相关编辑人员：“鉴订者南屏老祖，校正者陈道图，誊文者任志面，编辑者僧志高，誊真者虞蓝田”。所以初看此本很像是抄本。然而题写书名页的释大云，署名下钤有“大云之印”朱文方印及“智定”白文椭圆朱印，正文中大云署名的两篇文章，也分别钤有这两方印；特别是《江苏江都扬寿镇普愿坛集贤宝录圆满之感想》一文，证明实际造作此书的就是释大云；细审全书笔迹，也都出于一人之手。据此，可以断定这是释大云的付印稿本。而此书是否印成，也属疑问，因从未查到此书的出版信息。

编辑稿本也是现当代才出现的一种版本形态。古代的图书出版过程中，编辑工作都由著者或编者完成，负责雕版印刷的书局、书坊，通常是无权改动文字的。所以过去的版本学著作中，偶或提到编辑稿本，都是出自编者之手。而现当代的出版机构中，编辑人员有权对编著者提供的文稿进行编辑加工，以至图书的文字，与原稿出现相当差别，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违编著者的本意。研究这一类编辑稿本，不但可以看到编著稿的原貌，而且可以看到它在责任编辑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可以看出社会出版机构对于图书出版的制约力量。有的原稿经编辑后涂改过多，排字工人难以辨识，出版社也会请人代为誊清，形成一种新的誊清稿本。

笔者曾收得吴煦档案抄件四百余页，以“太平天国纪念馆稿”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稿纸”两种绿格稿纸誊抄，每页六百字，约二十余万字，大部为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或浑朴或清秀，足堪把玩；部分系用钢笔黑墨水抄写，亦工整有致。后经对照，证明是《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自一三六页至四四七页的编辑稿。从这些文稿中，不但可以了解吴煦档案的原始面貌，也可以看出选编者整理的过程和出版社编辑工作的痕迹。抄录者最初是完全按原档誊抄的，而整理者对部分抄件作了删削，有的采取裁割粘贴的办法，有的则仅用笔圈去（图八），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其取舍标准和意图。一是原信中关于私人交往、家庭事务的内容均被删去；二是原信尾关于附赠物品、书籍、邸报等的说明均被删去；三是收信人吴煦在原信尾所注明的收信和复信日期，也多被删去。这些材料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者或许无大意义，但对于晚清社会文化史研究则不乏参考价值。不少档件的标题，都经过数次斟酌，如原题《夷酋议抚始末》，先被改为《英法妄图调停上海小刀会议降》，“调停”一度被改为“议抚”，又改为《上海小刀会投降经过文稿》，最后改定为较平实的《吴煦记夷酋议抚始末》。在这一页上，还可以看到编辑用红笔标出的字号说明：正文用“五宋”，标题用“五方”，标题后的日期用“新五宋”（图八之一）。此外，整理者曾在不少抄件后写下了长短不一的小注，或解释、评述文中所述事件情由，或说明所涉及人物身份事迹，或说明此件与其它文件的关联，或注明收发信件时间，甚至有对收发信人身份的考证。这些小注显然有助于读者的阅读，不知为什么在出版时却全部删去了。

在复印机和扫描仪普及之前，出版摄影图册的稿本，就只能是照片。一九八六年三月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陈复礼江苏履踪》，二十开本，收入陈先生在江苏拍摄的彩色照片三十幅。笔者有幸收得此书的编辑稿本残册，尚存照片二十四幅，每幅长一二六毫米，宽一零二毫米，贴在二十开胶版纸上，上面有明显的编辑痕迹。如第三十页《生机》（图九），编辑在贴纸上标示了照片应居位置、标题、页码，并在照片上、下白边标出了裁切记号；书中印出的图片（图九之一），果然是依此裁切后放大的。与原照相比较，可以看出此书印刷时蓝色普遍用得过重，致使多数图片出现较大色差。

在雕版印刷的时代，雕版之前，须准备按照版式规格并以刻书字体誊清的底本，叫写样待刻本，也称上版稿本。这是一种形式特殊的誊清稿本，不难与一般的传抄本相区别，但容易与影抄本相混淆。

此外，现代出版过程中，稿本付排后，编辑和著者进行校对的校样，如果留下了著者或编辑较多的修改痕迹，宽泛一些，也是可以视为一种稿本形态的。这种校样，过去只为极少数研究者所看重，现在也不乏收藏者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