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抄本，即根据稿本或印本转抄、传录而成的版本形态，简称抄本；其中书法工整、文字审慎的，称为精抄本。抄本通常冠以抄写时代，如清代抄本、民国抄本，不能断定确切抄写年代、但肯定时代较早的，则笼统称为旧抄本。抄本是最容易与誊清稿本相混淆的版本形式。一般来说，一部手写本，如果不能确认为稿本，便只能定为传抄本了。

抄本的价值通常低于稿本，而较印本为难得。但有的抄本据未刊稿本传录，而原稿已佚失，此抄本也就成为孤本。最显著的例子，是《红楼梦》的早期传抄本无不为世所重，连影印本都价格不菲。另一个极端是当今书市上常常可以看到的近现代抄本，所抄内容或为八股范文，或为通用尺牍，甚至就是四书五经，若非书法家所抄，就一无可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政府为给失业的老文化人挣一碗饭吃的机会，也曾组织他们抄书，交古旧书店销售。笔者曾于扬州古旧书店购得《淮海新声》（图十），就是当时泰州所出。这一措施在文革后期又曾实行，好像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此类抄本，只能作为时代的记忆了。

面对传抄本，首先可以看出的是其直观之美。笔者所得白云山房藏精抄《回文诗》（图十一），全本行楷，一笔不苟，流丽清雅，工致可爱，即不知何人所抄，不详何时所抄、抄自何书，也足供把玩。按此本以棉连纸蓝印版框，高一九零毫米，宽一二六毫米，半页十二行；版心单鱼尾，上端刻“万物囊”三字，下端刻“白云山房藏”五字；装订时内衬毛边纸，白绫包角，十分考究。然卷首仅标“回文诗”三字，抄者没有留名，白云山房主人也无从查考；不过清代诗人姓名前均冠“国朝”，看墨迹亦在百年之上，当属清代之遗无疑。顺便说到，蓝格纸多见于明代，清代蓝格纸远不及绿格纸流行。

全书三十七页，抄录回文诗二百五十首，大约源于两种底本。前本依作者时代排列，自唐徐夤《闺情》起，至“国朝”名媛余尊玉止。后本依体裁，先录五言，首为贺道庆《春游》，比近年新出回文诗集所收贺氏四言古体《寄情》成熟得多；继以七绝、七律，最后是石庞的《雪赋》，长达五百余字。回文诗历来被视作“玩物丧志”的小道，故而散佚零落，作者多难以查考。而此本所录各诗，居然能一一标明作者，也是一奇。

有的抄本虽据印本抄成，但印本流传不广，也有相当的文献价值。歙县程树勋，号爱函居士，嘉庆间人，编著六壬之书多种，生前都未能出版，直到同治、光绪年间，才由其侄孙程夔陆续印出几种。程夔在光绪七年刊印《壬学琐记·跋》中写道，他曾刊程爱函《大六壬一字诀玉连环》，“复刊《毕法集览》、《壬学琐记》”；另见记载《毕法集览》系“嘉庆辛末稿，同治壬申刊本”，两说很可能是同一事，而今《毕法集览》印本已难得一见。笔者得此书抄本（图十二），序言、目录用素纸，正文二十页均系“仪董学堂”专用稿纸，红印版框界行，高一九五毫米，宽一四二毫米，半页十四行。红格纸在清末民初最为盛行。查仪董学堂即今扬州中学前身，一九零二年创立，不久即易名两淮中学堂，故可断定此本抄成于二十世纪初，抄者或系仪董学堂教员，其蝇头小楷亦颇可观。

明、清两朝藏书家喜好抄书，出现了许多名抄本，遗风延至二十世纪中叶。苏州藏书家潘宗一补抄《彻悟禅师语录》（图十三），是为一例。此本封面墨书，中题书名，上书“壬辰佛欢喜日”，下署“三归弟子吴中潘宗一沐手补录”。书尾署“壬辰重阳日三归弟子吴中潘宗一补录”，钤“潘圣一钞校”朱文长方印（图十四）。则“宗一”、“圣一”，当为一人。

潘圣一先生名利达，早年入沪江大学攻文科，后习图书馆学，精于版本鉴别；曾应张元济聘，任东方图书馆外文部主任，一九五二年郑振铎先生邀其赴京工作，因病未能成行，后为苏州文物管理会会员。他嗜藏书，喜抄书，尤有志于乡邦文献，著有《书林轶话》、《苏州名胜诗辑》、《狮子林志》、《支硎山志》等，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有传。

《彻悟禅师语录》二卷，始印于嘉庆年间，光绪十六年夏初扬州藏经禅院重刻。一九二九年春，“谛闲法师于姑苏灵鹫寺讲演此书，特为印送”，但“因下卷都系伽陀偈颂，文义显豁，无须演释，故祗排印上卷”。潘氏得此上卷，惜其不完，遂于一九五二年依扬州刻本重录，前补诚安《彻悟禅师语录序》一页半，心雨《念佛伽陀序》半页；后抄《彻悟禅师语录卷下》三十一页，刻资帐目一页；复据同治七年杭州昭庆慧空经房刊本抄录《彻悟禅师遗稿》十六页，钱伊庵《重刻彻悟大师遗稿序》二页，与上卷合装为一册。其书法端庄洒脱，颇见功力。所用为毛边纸，高二五三毫米，宽一五五毫米。

《陈孝廉子深手写课儿孝经遗迹》，则纯以书法取胜。此册以牛皮纸作面，丝线装订，高二八五毫米，宽一八七毫米，书衣粘贴洒金笺篆书书名签条，署“甲午二月姻愚侄高廷肃题”，钤“高廷肃”白文篆印；书名页隶书书名，“癸巳冬至前三日高振霄谨署”，钤“振霄”篆书白文印，“光宣侍从”篆书朱文印（图十五）。陈子深手写《孝经》十一页，作金镶玉装。册尾有“岁在甲午正月下浣不孝男祖釐恭跋”一页，述此册系“先府君手写以课仲兄君诒者也，时当光绪戊子、己丑之间，仲兄方七岁”。陈子深课子甚严，为了防止孩子“于覆讲时藉注疏为敷衍”，特重抄经文，“删其注疏”，供孩子做课本。

陈子深，名康鼎，号澹泉，浙江鄞县人，光绪十一年举人；其长子震福，字艮初，光绪二十八年举人，仲子颐寿，字君诒，宣统元年拔贡，可见确实课子有方。陈祖釐先生是其三子，后改名献夏，字式圭，号叔言，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文科，受业于钱基博、吕思勉诸名师，先后任教于光华附中、辅仁中学等校，小楷尤佳妙，由此册跋语可见一斑（图十六）；家富藏书，继承自叔祖雨钞堂，四部皆备，且多精本，斋名后雨钞堂。据说他曾著《离骚释义》一书，多番努力未能出版，一九六七年临终时愤而投诸火。高振霄是陈叔言的岳父，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编修，所以会有一方“光宣侍从”的印章，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寓沪上鬻书为生，亦善画梅。一九五三年他七十八岁，还以“光宣侍从”自居，虽在至亲之间，亦可见其心志不改。其次子高廷肃，字式熊，善书法，精篆刻，一九九零年任西泠印社副秘书长。汇此四人墨迹于一册，诚可谓机缘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