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包括着在书页空白处写下的批（批评性文字）、注（解释性文字）、点（标点、圈点）、校（校订、勘正）等多种内涵。凡是书本上出现上述一种或几种情况的，都可以称为批校本。

由于古籍一般没有标点，所以读者自行标点很常见。有的读者喜欢在自己认为重要的文句旁画红圈，这种圈点虽然也体现了读者的褒贬，但对于提高图书的版本价值意义不大，所以也很少被人重视。

图书出版后，编者或读者发现错字，直接在书页上改正，是常有的事情。如民国十年南京府东街宜春阁印行的《我师录》（图二十）中，以活字蘸红印泥盖在错字旁，应该是出版者所为；读者也很容易看出，被改的两个字确实是错了。而民国二十五年版《如社词钞》中，校改者则以毛笔字直接复盖了原文。这种改法，不免会使人疑惑改者的依据是什么。所以严谨的批校者，会采取校录的方式，即将所见不同版本的异文，一一抄录于所校之本的天头上或字行间。此类校本，不仅可使读者免受错讹之误，而且提供了一种做学问的范例。

校改以外，有的读者还会把自己    的感悟、补充或批评意见写在书页上，写在天头上的称眉批，写在字行中的称夹批。有的人认为别人在某部书上的批校有价值，便将其转抄到自己所有的同一种书上，称为过录本；过录本虽然保存了同样的批校内容，但只能相当于一种抄本，其价值自然逊于原批校本。批校本上的文字量越大，能提供的信息以至真知灼见越多，就越为人所重；倘若批校出自学者名家之手，更是一经品题，身价百倍。所以传统版本学著作中，都强调名家批校本的地位，并认为批校本鉴别的重点，就在于弄清批校者的姓名和身份。但这一工作的难度往往很大，批校者一般是在自己的藏书上作批校，不一定会留下姓名；有的书上虽有藏书者的印记或签名，但此一藏书者未必就是批校者；有的书上原有批校者的留名，但后人出售时有意将姓名毁去了。凡此种种，都造成鉴定的困难。

笔者在苏州所得潘圣一家流出藏书中，有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三月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书前钤“潘圣一”和“刘钰”篆书朱文方印，“潘圣一读”行书朱文长方印。书中以毛笔和铅笔写下了大量眉批和夹批（图二十一），有的校正错字，有的解释俗语，也有对文字的评价和对故事的感慨，颇多趣味。按此书虽为路大荒编辑注释，但在日本排印，一些用字与语法，不免淆混于日语，批校者不仅辨明原委，而且论及中日文化渊源。以潘氏补抄本《彻悟禅师语录》笔迹相较，这些批语当出于潘圣一之手。

名家批校本的存世量必然很少，大量批校本，尤其是今天在图书市场上还能够看到的批校本，多非出于名家之手。而针对藏书者的崇名心理，又有作伪的批校本出现，如将没有署名的批校本添补名家落款，钤盖名家印章，或者以过录本冒称批校本等。在这种情况下，批校文字的质量和书法，就成为判断版本价值的重要依据。

如所见清刊本段玉裁注《说文解字》零本第五篇，天头上经朱笔小楷写下了大量批校，对段氏之注以至《说文解字》本文进行讨论引申，有几处直接批评段氏的错误，如说段氏将篆文“鼓”字的“支”旁写错，并写明自己的依据。在关于“鬯”字的讨论中，引录了“日人一社会学家”的看法，估计批校者已是民国初年人了。虽然其人不可考，但他的这些意见，对于研究《说文解字》的人，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徐汇印书馆出版的《五洲图考》（图二十二），系龚柴和许采白二人编译而成，笔者自苏州古旧书店购得一部，其墨洲（今译美洲）部分中，蝇头小楷眉批几乎写满天头，文中且时有夹注，对正文作了大量补充和修正，于加拿他（今译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诸国，批注尤详，时夹用英文，不但有准确的地理方位及数据，而且有直观描写。如叙巴西林地，河水泛滥时浸及处，“此林不美，低短棕最多，树干泥污，木性柔软，花与连钱草难见；而河水不及之处，林木森森，深荫可爱，其树高至二十丈，树上植物丛生，有所谓小山林，因自远视之，如小山上有林也，林边之草渐入林中，一片丛茸，与高树相映。”此人应该是亲眼见过这景致的。叙事中的所有年代，都换成了明、清两代年号纪年，最晚一条是光绪二十八年麦汀尼和圣温升二岛“火山爆沸”。可见在此书出版之初，批校者就写下了这些文字。清末之人能对南美洲有如此识见的，当亦可数。清政府派往南美洲考察的，不过傅云龙、顾厚焜等数人而已，此二人均有相关著述传世，而顾厚焜正是江苏人。这位批校者的身份虽不能断定，但此本仍提供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南美洲认识的切实记录。

又所得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暮春绣谷丽泽书屋刊《史忠正公集》（图二十三）四卷、首一卷、附录一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允恭先生旧藏，并以毛笔小行书写下批语四十四条，主要是对书中所涉明清之际史事的分析与评判，书法颇有佳处。如在卷一《请早定庙算书》之后，胡氏写道：“此疏作于左良玉东下之前。以后良玉死，左梦庚东下，清军南侵，形势更加危急，可法对弘光朝廷，当有更多疏奏，想系遗失，可惜。”卷末附录黎士宏《书殉扬州事》文中，提到总兵官李遇春等已降清，胡氏在天头上写道：“疑即李际遇。李际遇系河南砦堡武装头子，一六四五年清军入豫，李率二十七万士兵投降。事见《东华录》、《清实录》。按皖、豫砦堡武装系史可法所倡建，李系史之旧部，故多铎使之说降。一九六六年二月。”下钤“胡允恭”篆文朱印。大约胡氏以为这要算一个考据成果，所以郑重钤印并记下日期。但不久他就发现了自己的误会，遂补记一条：“复查李遇春为泗洲守将降清，非李际遇。三月六日。”而笔者正是因此得知这些批语为胡氏所写。胡允恭先生一九九一年以九十高龄辞世，此书系其身后散出。

清代学者以批校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式，这一风气直延续到当代。笔者所得上海龙门联合书局一九五八年十月版《列子集释》（图二十四），在天头、地角、页边及行间，写下了三百余条批注文字，贴有浮签多条，有毛笔书写，有红铅笔勾画，有深浅不同的三种钢笔字迹，说明批校者的工作至少进行了五次。批校者的字也写得相当有功力。从浮签所用均系粗劣的再生纸，可以断定批校工作是在一九六零年前后进行的。杨伯峻《列子集释》是当今影响最广的通行本，主张《列子》是一部伪书，而批校者对杨书仍不满意，引证了大量典籍和前人研究成果，辨析异文，改正讹误，探求真意，对杨书做出许多重要补充，且指出“杨伯峻言《列子》为伪书之不可信”。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根据这些批注，出版一部《列子集释补证》，应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批校者在卷首本有毛笔签名，却被人用刀片很仔细地刮去，现已无从辨识。估计是其逝世后，家人售书前做的手脚。这些不肖子孙，只知道出卖先人遗书会遭人耻笑，却不懂得湮没先人学术成果，是更大的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