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书前的题记和书尾的跋语，对于版本鉴定往往有重要的旁证作用，一方面，题跋中会有介绍品评版本的内容，另一方面，此书的出版时间早于题跋，是没有疑问的。题跋中也会对书的内容进行品评，或者涉及著者的生平事迹，甚或反映题跋者的处境心态，都是后人会有兴趣的文化资料。这种与书相通而关涉颇广的文字，还被认为是现代书话体的源头。

因为题跋中不乏对于全书的综合评价，所以前人也有将题跋本归在批校本一类中的。题跋本与批校本一样，历来为读书人所看重，如今同为收藏者所珍爱。

因为题跋者一般会留下自己的名号，所以对其身份的辨识，比不留名的批校者相对简单一些。但要注意的是，由于题跋文字多比较简略，所以名家题跋本中的作伪情况，也比批校本严重得多。如模仿原题跋者的笔迹，将某书的题跋文字移写到相同的书上；将珍稀版本上的题跋，挪换到普通版本上，以混充珍稀版本；将无名或小名家的题跋，改换成大名家的落款印章等。题跋本中同样有过录现象，但过录者往往会加以说明，不同于作伪者的蓄意欺骗。

大名家的题跋本，题跋者的身份自可一目了然，其价值即不难判定，当然也有一个鉴真辨伪的问题。不过更常见的情况，则是对题跋者的名号完全陌生，取舍上便不免茫然。对这种题跋本就要进行分析，倘若只是何时购书、何日读完的套语，自不足观；如果确有值得重视的内容，或者书法可观，就不应错过。事实上，此类题跋者的身份，也往往能够查考出来。

旧年曾见《宋明州宸奎阁碑铭》（图二十五），卷尾有“秋农”和“吴穀祥印”两方白文朱印，又附行书题识一页：“坡公书于宋贤中别具风神，盖其天资学养，迥出流辈。及谪宦江南，寄情湖海，韵啸风月，书法益臻遒逸。阿育王碑似与平昔所见少异其趣，寓流劲于庄严，涵简古于瑰丽，真坡书之殊胜妙品也。特为题识，以志眼福。张圣奘。”钤“虎”、“丞”朱文二小印。其时对张氏其人完全不了解，但看跋语行文、书法都够好，对苏东坡书法的品评亦妥贴，遂决定买下，后查相关资料，知道张圣奘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留学英、美，在牛津、哈佛取得五个博士学位，抗战时在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等校，被誉为“万能教授”，通九国文字，能教二十八门课程；一九五一年在他主持下发现了资阳人头骨，后任四川省文管会主任。又如在中国书店所购有正书局影印《十家手札》（图二十六），粘贴“清秘制笺”一纸，书跋：“昨夕往文物出版社，为车尔沃娃同志探问扬州八家画集，未得。后在旧富强书社买杂书数种。此书札收孙渊如、洪北江、张船山诸家书，可资文苑掌故也。船山短札中云：日来为穷所苦，胸中竟无一字。天真流露，诗人本色，不减赵氏瓯北也。一九六Ｏ年十月十三日秋雨淅沥声中铁弦乘兴记此。”这本身已是一则饶有兴味的“文苑掌故”了。题跋者铁弦，即曾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张铁弦先生。

有些题跋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也很值得关注。如所得中央书店国学珍本文库本《群芳清玩》（图二十七），卷首署“叔絅存”，书前有墨书题记：“民国卅八年春三月，值国家多故，穷居内桥之农民银行。江以北烽火蔓延，炮声时闻于南京城内。余以避乱无术，则寄心于阅读以自遣，在旧书摊偶得是集，以为可疗愁也，以廉值易之，首识其来历如右。纯锦记。”在那个历史大转折关头，知识分子的情怀跃然纸上。后查得纯锦姓萧，字叔絅，早年留美，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北京女子大学教务长、东北大学教授，此时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

群益出版社一九五零年五月出版顾仲彝著《电影艺术概论》，购书者洪靖在目录页后写了一满页：“买来这本书的时候很兴奋，从它的目录里面，尽看到是些这个‘技’那个‘术’，因此，我估计这本书对于我的帮助的最大的可能性，只不过在于对我在艺术常识上的一些增加，求之于本书的冀望如此而已。五月廿八日我只翻了一下它的‘前序’和‘总结’，我断定它是一本要不得的书。虽然，顾先生与他的所谓‘名义’，把这本值得考虑的书终于出版了。它出版将一整年了，流传的人也不一定少，第一版是三千册。我悔于我买这本书的盲（茫）然无知，我也庆欣（幸）我复看出它一个道理来。五一年五月廿八日。”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后来果被北京的报纸公开批判，帽子戴得相当大，顾先生不得不作了检讨。这位洪靖在当年四月才参加“文艺干部训练班”的学习，竟已有如此慧眼。不过，至今说中国戏剧史与电影史，都绕不过顾仲彝先生，而洪靖其人，不知还有人记得否。

与此相类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惠山泥人》（图二十八），封二有编者柳家奎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写的题记：“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六二年初仓促间写成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存在的问题相当的多，这，要请阅者批判的看。但其中不少资料却是宝贵的，当年编写时多次参加座谈的老艺人，大都已相率谢世，他们所提供的一切，而今都已不可复得。泥人历来缺乏记载，因此这些口头传说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请阅读这本小册子的同志，当它是一本惠山泥人史料来看。”一九七二年是十年浩劫中文化政策稍有松动的年份，不少出版社和图书馆都“开放”了一批图书，书前也多有类似的声明（图二十九）。柳先生想必是感觉到了这一点，才会在此时写下这篇题记，其一片苦心，读来令人心酸。

即使是无名者的题跋，只要有一得之见，就不应轻忽。如光绪九年琳琅新馆刊《畯喜堂诗》二卷，是一部夫妇唱和诗集，卷下署陈氏兰修著，卷上原未署名，校刊此书的常熟俞钟诒，虽从诗意中看出著者为明末遗民，也只含混地署了个“明季遗老著”，作序的无锡刘继增，说了许多赞许的话，于此也无所申发。幸而刘序后有潘湜先生的跋识：“陈兰修即济远族姑，郡守珍凡公之孙女，孝廉瞿昙谷之妻，临桂伯稼轩公之冢妇也，善山水，能诗，有与夫唱和田园诗及汤若山（士）《牡丹亭牌谱》，皆奇绝。《虞阳说苑·后虞书》载此一则，此书系明末刘逋髯所撰。时临桂伯已为清云南王所执，不屈死，其子昙谷当有所避忌，乃托名为明季遗老云。癸已秋日吴门潘湜识。”下钤“德公翰墨”朱文小印（图三十）。由此可知这位明季遗老，就是明末坚持抗清的瞿式耜的儿子瞿昙谷，其诗中的隐衷，也就容易理解了。《虞阳说苑》出版于民国六年，潘氏题跋的癸已年，当是一九五三年。像这样于读书有补的题跋，又何必斤斤计较于题跋者的名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