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接受唐森德的建议后即向大学当局提出休假三个月，原因是想“进行一项深感兴趣的工作”，大学教授会议予以许可。1764年2月初，斯密和巴克娄公爵启程前往法国，巴克娄公爵之弟休·坎贝尔·斯科特同行。斯密抵达巴黎后，即致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正式辞去教授职务。与斯密同时代的知名教授多担任贵族私人教师者，有的也像他那样放弃大学教职。亚当·弗格森（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带切斯特菲尔德伯爵旅游欧洲；威廉·罗特（格拉斯哥大学神学及文明史教授）陪霍普顿勋爵的长子霍普出访；达尔泽尔（爱丁堡大学希腊语教授）甚至当上了梅特兰勋爵在牛津大学的“陪读”！英国驻法国大使哈特福特勋爵聘休谟担任私人秘书（1763年至1766年），原因之一也是休谟能照顾他儿子比彻姆勋爵的学习。

巴克娄公爵与斯密在巴黎、图卢兹、日内瓦和法国南部逗留了两年八个月。1766年10月18日，休·坎贝尔·斯科特不幸死于巴黎，斯密和他的学生护送遗体回到伦敦。巴克娄公爵的“大旅行”想不到就此猝然结束。师生分手后仍时时保持联系，巴克娄公爵对他的家庭教师始终深怀感激之情，他后来曾回忆说，与斯密相处近三年，从未产生丝毫不和或隔阂，“就我来说，在同这样的人物的交往中，我获得了所能期望的一切教益”。也有人说，亚当·斯密时常在别人面前走神，不擅社交，难以胜任随同旅行的家庭教师的职责，唐森德选中这位道德哲学家，无非想给自己带来荣誉。其实斯密在居法的第二、三年是很受欢迎的人物。他和巴克娄公爵抵达法国不久，《道德情操论》法译本（书名改为《精神的形而上学》）出版，作者的名字慢慢为人所知。初到法国，由于唐森德安排欠周，舒瓦瑟尔公爵未能及时将两位英国贵客介绍给当地的上流社会。斯密在给休谟的信（1764年7月5日）上抱怨，他整日几乎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这就是整整12年后才问世的《国富论》的缘起。斯密从多方面考察法国社会，心得体会广泛反映在这部著作之中。随着局面的打开，斯密频繁出入社交界，成为巴黎当时著名文学沙龙的常客，据说他的魅力还打动了几位贵妇的心弦。斯密结识的尽是法国文化界的一时之秀，他与杜尔哥和魁奈等重农学派领袖人物的交流无疑也丰富了他的经济思想。巴克娄公爵在贡比涅曾发高烧，斯密连日在学生病榻前细细观察病情的些微变化。这也使人想起菲茨莫里斯住在斯密家时重病不起，主人对他悉心照料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