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回国后一度协助唐森德和谢尔本勋爵研究已变得十分棘手的北美殖民地问题。1767年5月，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回到苏格兰的柯科迪侍奉老母，继续《国富论》的写作。从巴克娄公爵处领取的三百英镑年金使他可以心无旁骛，潜心著述。1778年1月，斯密又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和盐务专员，年薪分别为五百英镑和一百英镑。据传斯密得到这两项肥缺，起关键作用的是巴克娄公爵的美意（唐森德已在1767年9月死于霍乱）。加上原有年金，亚当·斯密的年收入达九百英镑（不计稿费），可过锦衣玉食的生活。18世纪的英国基本上由贵族统治，斯密是贵族政治的得益者。

斯密一生未婚。他不尚奢华，逝世后留下的财产却很少。他的朋友猜想，他一定是常为慈善事业秘密捐献了大笔金钱，他们发现了不少很有说服力的间接证据。巴克娄公爵回国后未在政界出名，但他始终是苏格兰的头面人物，爱丁堡的皇家学会成立后他是首任主席。他对慈善事业的贡献也很大，经常模仿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五世微服私访。亚历山大·卡莱尔在他著名的《自传》里说，巴克娄公爵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天天与斯密亲密相处，不会不为斯密对正义和人类的热爱所感动。

然而出国游学对贵族青年究竟是否有益，斯密本人未敢断言。在《国富论》下卷有这样的议论：“在英国，青年人刚从学校毕业，不把他送入大学，却把他送往外国游学，这件事已经一天一天成了流行的风尚。据说，青年人游学归来，其智能都有很大的增进。”对此斯密并不怀疑。同时他也看到出国漫游的种种弊端：年轻人“远离两亲及亲戚的督责、管理和控制”，可能浪费韶光，变得散漫放荡，以前通过教育养成的良好习惯也会淡忘。尽管如此，出国依然流行，究其原因，“不外乎社会对于各大学的不信任”。

看来家庭教师的督导还是十分必要。亚当·斯密本人当家庭教师的经历说明，18世纪的英国贵族重视教育，而且他们相信，传授知识与培育道德、养成性格须臾不可脱离。为此，他们不惜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