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身后的势力深不可测。他在1949年就建议英国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行事，并指出这是英国的出路所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使英国处境尴尬，艾登称病辞职。1957年年初，新任首相的保守党领袖麦克米伦告诉伯林，他要向女王提议将伯林封为爵士，伯林欣然接受。麦克米伦急欲修复在危机中受到损害的英美关系，他是否想通过伯林以及他在美国那些身居要津的朋友们转达一种信息？要论学术成就和思想上的原创性贡献，英国不少学者绝对不比1957年的伯林逊色，不过伯林为数有限的著作或演讲中所含有的政治（冷战）意义加上他在外交、情报部门的出色服务使他具备得到爵士称号的资格。在美国的“权力走廊”中，在肯尼迪总统面前，伯林是以苏联问题专家著称的。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对联邦调查局说，伯林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有关苏联问题的最伟大、最有智慧的学者”。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伯林不愿出面维护受害者的“消极自由”，甚至连法兰克福特也感到失望。伯林还是肯尼迪幕僚小阿瑟·施莱辛格、邦迪兄弟和查尔斯（奇普）·波伦等人的密友，他们之间的通信可证明伯林深深卷入冷战和越南战争，可惜伊格纳季耶夫经人提醒后仍未充分使用这些史料。英国政府克服了多年的游移将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这不能不归功于伯林倡导的“英美联盟”战略。以色列是这战略的直接得益者。

很难说伯林的著述中有一个和谐、连贯的体系，一以贯之的理论往往是他抨击的对象。在政治上伯林是极其敏感的，他对历史事件、人物和思想的评价时时包含了对当下政治利益的判断。他常常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因而会从非自由主义的武器库借得一些装备来捍卫自由主义。他会像罗马神话中的天门神杰纳斯那样有两副面孔。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西方乌托邦观念的衰落》一文（作于1978年，收入《人类乃樗栎之材》），伯林又以高明的口技模仿起赫尔德的声音来。他说，赫尔德认为，人之为人，文化之为文化，就是不能用普世的、统一的尺度来衡量。各种文化没有先进落后或高低之分；人们因共同的血脉、语言、土地和集体经验形成团体，归属于这个团体或共同体是人的根本需要。人要充分发挥潜能，必须“继续生活在他们以及他们祖先出生的地方，说他们的语言，在他们的社会文化的习俗框架下过他们的日子”。他在介绍赫尔德，但也在为东欧那些拒绝同化、后来成为犹太复国运动中坚力量的犹太人辩护。中欧那些主张同化的开明犹太人士从未赢得他真正的尊敬，他甚至蔑称他们为“OTAG”（见《以色列的以赛亚》一文）。伯林还写道：

价值不是普适的；每一个人类社会，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个时代和文明，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和思考以及行动的方式。能将不同文化和民族排出个优劣序列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的判断尺度或标准是不存在的……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文化视域，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脸。每个民族都有它幸福所系的属于它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道德重力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