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属性不同的文化、民族应如何互相认识、理解呢？伯林一再呼唤一种被赫尔德称作“移情”的能力：我们要充分发挥同情的想象力，尽量从异文化、异族的内部来认识它们。经伯林转述的赫尔德的文化多元论（或价值多元论）是针对启蒙派普世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乌托邦理想而发，但是这一类型的多元论却可能走向个人选择的反面。正如自由派学者迈克尔·H．莱斯诺夫十分犀利地指出：“伯林的多元论以捍卫自由主义起家，结果却是认可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凶恶的敌人——社群主义。”但是莱斯诺夫未能理解伯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忠肝义胆必然使他的学说有明显的社群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色彩，而这一色彩与他通过赫尔岑来阐发的“个人自由”极不协调。伯林说，赫尔岑严正信仰个人独立与自由：“只有特定的个人的目的才可贵；蹂躏这些目的，恒是罪行，因为没有任何原则或价值高于、可以高于个体的目的，因为（承上因）你没有任何原则可恃以侵暴或辱贬或摧残个体——一切原则与一切价值的唯一作者。”小说家福斯特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曾说，假如他可以在背叛祖国和背叛朋友之间作一选择，他宁可选择前者。（当然，“假如”后面又暗含一些前提。）伯林则绝不宽恕背叛以色列利益、犹太文化的个体犹太人，而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消极自由”实际上服务于冷战，即消解对方的“积极自由”，但是又不使它伤害到自己营垒的超越个人的群体认同。

爱尔兰学者兼政治家考纳·克鲁斯·奥布莱恩读了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人类乃樗栎之材》后则发问，伯林在探讨乌托邦理想时为什么略去法国革命不谈？为什么只把炮火对准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革命？伯林在回答奥布莱恩的批评时承认自己对法国革命有所偏爱。这次讨论发生在1991年，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法国革命的理念被认为是开放性社会的基石，追求普遍人权的先驱，结束冷战、建立单极新秩序的功臣。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革命在英美学界享有的名声或引起的联想却不大一样。奥布莱恩有所不察，其实伯林早先在追溯乌托邦源头时一再点明法国革命与20世纪革命的联系。在他最有名的文章《两种自由概念》（1958）里，伯林称法国革命是对“积极自由”的欲望的大爆发；在《赫尔德和启蒙运动》（1965）的结尾部分，伯林以他典型的排比笔法勾画了法国革命的乌托邦性质和俄国革命与它的传承关系。伯林在1991年回应奥布莱恩的指责时对他自己的前后矛盾未作任何交代。这是他的糊涂，还是他的精明？

伯林不是一位不问世事的书斋学者。他在与贾汉贝格鲁的谈话中说：“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思想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益，这确实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