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占据萨义德本人思维模式中心的是不属于任何社会团体、摆脱了民族、文化和宗教等范畴羁绊的个人。这个个人具有法国启蒙派思想家所设想的普遍的理性，具有超越社会、历史的“人”的本质。超然独立的自由个人的影子在萨义德所有作品里时隐时现，有时显然是作为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戴达勒斯）的象征出现的。这潜在的个人至上的原则我们在文艺复兴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屡屡见到，后来则被自由派奉若神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抱怨，林奈、布封、康德和约翰逊博士喜欢把事物归成易于操作和描述的一般类型，而这些类型又属于一个系统，一个高于个别的笼统的网状结构。他引用一段福柯的语录归纳了这一哲学上的错误：“所有指称必须由其与所有其他指称的关系而有意义。要知道一个个体的特征就必须知道其类别。”要纠正这一错误就意味着承认个体本身就是独立自足的，不必由类别来界定，不必由社会来赋予其意义。再推演下去，个人泊定于一处的生活也成了不堪忍受的屈辱。正是基于这一信念，萨义德为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鲁兹的关于没有家园、游移不定的认同的概念击节叹赏。笛福小说中生活在荒岛上的鲁滨孙是当时典型的英国人。萨义德也有他的鲁滨孙，生活在不断漂流、拒绝与任何乡土建立固定联系的游艇上的鲁滨孙。当他称自己“出入于各种文化、不属于任何一种”时，他还带有几分骄傲。在与雷蒙·威廉斯的一次谈话中，他还点明了自己著作中“越界”的主题：

移居对我而言是尤其难以忘怀的：从一种确定、具体的生活方式转入或移入另一种。……人们需要理解、学习某一传统，但是不能真正属于它……然后你就越界了……随之出现了流亡和移民空虚错综而未定的问题，人们不属于任何文化；置身于各种文化之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代的或者说后现代的事实。

听起来萨义德和拉什迪的迁徙或越界之路通向四面八方，没有规律可循。他们的言论确实令人想到“世界公民”的始祖、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可是他们有意无意地误导了读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到，海湾战争前夕，英国首相梅杰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西方”要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行动，他意识到“西方”一词不妥，于是后来在该用“西方”的时候一律改用“国际社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亨廷顿直率地说，梅杰的口误暴露了真相，“‘国际社会’这词组已变成取代‘自由社会’的委婉语式的集体名词，它使旨在维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具有全球的合法性。”亨廷顿把文字游戏的本质挑明了，而名义上四海为家的流亡者却暗暗担心“国际社会”的神话破灭。当后殖民作家搬弄迁徙、杂交等时髦概念时，他们淡化了一个重要事实：他们打破一切边界的流亡地就是第三世界人才流失的方向和偷渡者看中的目标。越界的观念似乎预示了广阔天地，但是真正可供选择的地方却少得可怜。流亡者在塞纳河、泰晤士河和哈得孙河河畔的都市如鱼得水，刚果河、赞比西河、尼罗河、两河流域、亚马孙河和黄河近旁却难见他们越界的足迹。艾略特曾说到一种“成功的自我流放”，主角是并入发达文化的来自“卫星文化”的杰出人士：“完全并入那种发达文化意味着成功，即更多的权力、威望和财富，而他们的命运若为出生地所局限，这一切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是不可能获得的。”萨义德、拉什迪和其他一些后殖民知识分子从小接受英语教育，对伊斯兰教还抱有反感（他们甚至缺乏西方一般开明知识分子表面上对伊斯兰教和信徒感情的尊重），“并入”（absorption）用于他们与英语文化的关系大致可行。要把事实上的“并入”说为“越界”和“杂交”实在需要非凡的操纵甚至歪曲英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