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提倡文化越界和杂交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基本上用英语写作，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实。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法国的社会动乱迫使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离乡去国，外国的影响对他们深刻而持久，他们被迫学习外语，“如果不是出于别的原因，至少是为了用它在所在国教人学法语”。这些法国流亡者是真正的文化交流的使者。当今有的后殖民批评主将恐怕无母语可教。从2001年开始到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点是保护文化多样性，而文化的多样性取决于语言的多样性。近数十年来，英语使用范围空前扩大，英语实际上已成为对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最大威胁。在殖民主义盛行时，殖民者极其注重推行自己的教育制度，教授自己的语言。麦考莱在谈及印度人的英语教学时强调，英国应致力于培养一个特殊阶层，“其血液和肤色和印度人一模一样，但是其趣味、见解、道德观和智识却都是英国人的。”殖民地独立后，殖民者的语言保留了其特殊地位，用殖民者的语言写作有利于殖民地精英阶层和统治集团融入原殖民宗主国的社会。这类写作与本土语言的写作在互补的同时有何差异？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后殖民批评如何定位自己的读者？它对英语读者的知识框架和价值观（或偏见）是否作了妥协？这妥协反过来会不会歪曲非英语国家的文化现实和生活经验？

对这些问题一时难有令人满意的回答，但它们却是我们讨论当前国际文化格局中的“迁徙”和“杂交”等话题和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也有一些最优秀的英语使用者拒绝虚假的世界主义视角。泰德·休斯、杰弗里·希尔和菲力普·拉金这三位英国当代杰出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刻画英格兰独特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岁月。“地之灵”在他们的作品里也表现为语言的特色。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写道：

休斯依靠北方的储存，那是基督教兴起前多神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古斯堪的那维亚人所用的语言，他也从一系列相关的原始神话和世界观中汲取力量。他的语言的生命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质朴外观和活力，那语言演变为中古英语的头韵传统，后来转入地下，它的养料维系了民间诗歌、谣曲和奔放的莎士比亚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希尔也有盎格鲁-撒克逊基础的支持，但他更擅长使用在地中海词汇、价值观以及早期中古拉丁文的影响下扩大并改造过了的语言，他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经院哲学的想象，建立在我们可称之为新罗马时期的英格兰之上，那个英格兰为基督教多音节之光所点染，同时又拥有一种更难以形容的、可能属于外邦异族的黑暗力量。再加上拉金就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拉金的主要领域是在诺曼征服和文艺复兴后法国化的、人文主义的英语，乔叟和斯宾塞使那语言灵巧悦耳，回肠荡气。18世纪剔除了它学究气十足的用语和非理性的魔力。

三位诗人重现了英语历史建构的过程。英语在外来语的影响下发展丰富，迁徙与杂交的成分屡屡可见，但是这些成分并不能遮盖英语的延续性。后殖民知识分子对语言文化的延续性和自我的延续性有所忌讳，因为延续性限制了“中转”和“迁徙”的方向。三位英国诗人看重的则是变化中的英国文化的延续性，他们在宏大的世界主义话语泛滥的时代表现“本土的英格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