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两次长教，摧残教育，禁止爱国，事实昭然，敝会始终表示反对。乃近日复受帝国主义之暗示，必欲扑灭学生爱国运动而后快，不特不谋美专之恢复，且复勾结杨荫榆，解散女师大，以数千女同学为牺牲，此卖国媚外之章贼不除，反动势力益将气焰日高，不特全国教育前途，受其蹂躏，而反帝国主义之运动，亦将遭其荼毒矣。故敝会代表九十八校，不特否认章贼为教长，且将以最严厉之手段，驱之下野，望我国人其共图之。

这一段讲述反帝思想斗争的故事以及檄文风格，对现代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大道理用来顺手，再说多数人不会追问隐蔽的目的。鲁迅的《写在<坟>后面》揭示了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不过天下“极端老实人”多，专治“竹林七贤”的学问家尚且以刘伶为放达，研究那次学潮的大权威称章士钊、杨荫榆“卖国媚外”，又何必犹豫。

一周之后，《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通讯”栏登出章士钊（署名“孤桐”）回复向绍轩的信件《李石曾——答向绍轩》。他在信上先表彰湖南同乡、汉口明德大学副校长向绍轩（复庵）办学良绩，然后写道：“复庵以此书求为表襮，愚以所言近乎直谅，且不计其文责之事，而先著其为人如此。”章士钊不提李石曾的名字，因为附录（向绍轩来信）说得够多了：

……尝闻人言，李石曾君子也，纯洁能事其事者也。此次见其干涉女师大事，且强指为外交问题，以图风潮扩大，遂其扫除异己之谋，始觉名下无虚士一语，为不可信。绍轩适来北京，目睹怪状，不胜太息，曾贻书让之，明揭三失。为目的不择手段，类阴谋家所为，一也；以学生为武器，背教育根本原则，二也；以此种精神，被之文化事业，将于社会国家有损，而为海内外识者所笑，三也。……书往，七日不见答，审李君无悔过之意也。

“强指为外交问题”是不公平的论辩策略，在现实的争夺抢斗中，能够一举占据道德政治的制高点，加之“以学生为武器”，还是非常有效的。向绍轩直呼李石曾“虚士”、“阴谋家”，还揭露他借女师大学潮“扫除异己”。最终目的是什么，读者只能猜测。不能纯洁“事其事”，已经有所暗示。李石曾读了，心中有数。

三周之前，针对有人骂他“卖国”，章士钊已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4号，1925年8月8日）的《与李石曾谈话记》中予以反驳，但是慑于李石曾的威势，语言吞吐，底气有点不足。女师大一小部分学生占领学校，拒绝校长入校办公，妨碍暑期正常的校舍维修。8月1日，杨荫榆请警察护送回校，体面尽失。李石曾在3日晚的一次宴席上就此事与章士钊争执起来。他说女师大学生正在召开沪案（五卅惨案）后援会，政府派军警解散学生，“不得不疑及英日盾诸其后”。于是一次学校行政管理上的纠纷提升为爱国与卖国两股力量的对抗。章士钊记录了两位老朋友之间的争论。他的辩驳话中有话：

所谓英日盾诸其后者，大之为卖国，小之为得贿。实则卖国与得贿即是一事，姑分而言之。……愚诚深服石曾之无政府主义，十分贯彻，此其影响，固可引起一部分人骂倒政府，亦未始不可引起他一部分人，骂倒石曾。谓石曾诸所行为，有别一国盾于其后，色彩甚为浓厚，因迫而以同一之罪名，转嫁于人，以为疏辩，或觝衡之计，石曾将何辞以对乎？……今乃羌无故实，全凭罗织，掉之一轻心，临之以戾气，图利青年男女之弱点，破坏举国一致之外交，如饮狂泉，百端煽惑，此不爱国，并不爱己；此不重行，并不重言。愚甚为石曾不取也！愚甚为吾友不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