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貌似维护自己的名誉，其实是指像他那样的“文士”贪渎，应该罪加一等。引文中四个问题，希望财政部认真查账答复，也给今天对金案感兴趣的人士留下几条追查的线索。此信最后表示了雅量（如指控不实，说明有人服务社会，无所图利，可以劝善），也坚持原则：确有其事，查清弊案，“罪人斯得，邦有常刑，而于貌袭清刚，阴贪大赂，视天下为无物，以是非为市如不肖者，严加惩创，以正士风，不失为孔子诛少正卯之意”。“貌袭清刚，阴贪大赂”这一连串严厉的文辞让读者回想到向绍轩8月份致《甲寅周刊》来信中对“虚士”、“阴谋家”的谴责。笔者忍不住想说：少正卯非他，李石曾是也。陈锦涛先是接替李思浩，后进入许世英内阁，还是任财政总长，但是他总共任职半个多月就请假而去，获准。当时的政府根本无力彻查这样的大案，更何况中法签约也有财政上的好处（法国的选项之一是不退还庚款）。国民党政府要比北洋政府强大得多，即便是蒋经国也不能惩办巨贪，说明贪腐几乎与国家机器共生，难以根绝。

章士钊整顿学风，清理各校财务积欠，李石曾是反对的。章士钊的《剏设教授院议》（1925年11月21日）里有一段文字颇有影射李石曾假借“爱国”大义“蠹国自利”的意思：“今天下淫侈之习，亦云至矣。司名器者之蠹国自利，无可讳矣。军旅滥兴，赋税日乱，黄金之掷于虚牝者，不可计矣。而惟广文先生[杜甫《醉时歌》：“广文先生饭不足”]，以饭不足闻，此其不平之念，久蕴于胸，遂乃消极拒斥政府整饬之良计，如愚拟清理八校积欠，按实核发，李君石曾即抗言为何不核军费，而独核学费。积极浮慕爱国运动之佳名。汤君尔和为言曾在某报见一论文题曰：《大学教授之责任何在？》，署名者，为北大教授某君。余因亟取读之，得知彼所谓责任，乃说卸长衫领导学生赴天安门开会，遇有军警干涉，即与奋斗，余大失望。政潮侵入学林，而大学地位杌陧不安，日见其甚。”李石曾财源滚滚，章士钊以他比“广文先生”，显然是用了反讽的笔法来刺激他。李石曾不愿意教育部出面清理积欠，按实核发，因为这一行动可能导致清查基金会的账目，侵犯他的利益。李石曾对一个较为强势的教育部，非常注意防范。

《剏设教授院议》作者如此行文（刊载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19号），已忘记这一年5月自己魏家胡同的寓所曾经被毁。11月28日，暴徒又来。将《寒家再毁记》一文（《甲寅周刊》第1卷第21号，1925年11月30日）置于金案背景下再读，不免叹息。章士钊写道：“愚近以审查金法郎案有赃名，意家中宜有与赃相应者若干事，而乃无有。……前以金法郎受贿嫌疑，愚自请查办，以是此项出入簿记[银行借款记录]俱已为总检察厅所得。……至金案云者，愚以阁议通过交部审查之件，深自缚于国务一体共同负责之中，未尝拒之，此而有罪，乃所甘受。惟谓审查此案，除图利他人伙同受贿以外，不能有他种较可公开为国服务之动机，此则嫌微之地，别明至艰。愚既信望未孚，无从以此动机征信于人，使其涣然，亦惟自咎以待天下之公裁，期于水落石出而已，不敢多所论议也。日来政变突生，北京渐入恐怖时期，人无法自障，国务员贱如狗。愚所愿道，竟无人假我纸墨，舂容写出，亦未可知。愚惧久之真相不明，诸儿横被指目，曰：‘此其父乃自鬻于某案者也。’或且无以为人，故并自状于此。”鲁迅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笑话章士钊藏书之多，不提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