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的日子，总是让人有所怀想。

其实也说不清怀想什么，可心里就是蠢蠢欲动的，带着游丝一样的愉悦和清愁。

我就是在一个下雪天的早晨，接到了孙文博的电话。文博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最忠诚的室友，从大一到大四，寝室里的人换来换去，只有我俩自始至终守着老巢。现在，文博在重庆某政府部门任职。

他打电话告诉我：重庆也下雪了。他说你知道重庆跟你那里差不多，三五年遇不到一场雪的，昨天夜里却积了半尺厚。

这电话就像雪天里的一盆炉火。

文博和我一样，心里有了怀想，而且想起了我。到底是兄弟。

然而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他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任务交给我；当然，说是有事求我也行。

他要我写一部有关重庆大轰炸的小说。

对这种事，我是向来不会接手的，哪怕托付的人是再好不过的朋友。小说跟植物一样，有什么样的土壤和气候，才会呈现什么样的春天。我的这块田里，长不出“重庆大轰炸”那棵树。

文博开始骂我了。骂一阵就给我讲道理。他的道理没能打动我。包括他说你老家属重庆管辖，难道你就不想为老家的文化事业做一点贡献？也没能打动我。尽管我从事着文学的职业，看上去是一个文化人，却越来越不懂得什么叫文化。我就在一方小小的自留地里，弄出些花花草草的文字，换几文稿费，维持与世无争的日子；运气碰对了，那些花花草草说不定就成了畅销货，一时间洛阳纸贵，成就我名利双收，顺理成章又如愿以偿地跻身于中产者之列。

如果说“人人都有梦想”这句话是成立的，这就是我的梦想。

你或许又要骂：“这人真不可救药，连梦想也那么世俗。”

骂得好！我认账就是。然而，我在世上已经混了三十八年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知道什么样的梦想才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我从来就没奢望过要为哪里的文化事业做什么贡献。

文博呵呵呵笑，笑声像晒过几天的，很干。

但他是领导，领导说出的话是不好随便收回的。

他说我不管你咋想，这趟活你必须接，实话告诉你……

我不想听他的大话，急忙打断他：“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对那段历史太陌生了。”

他说嘿，自家兄弟就是作家，我还去请谁？有直路不走我走弯路？

然后他进一步说服我：“资料多的是，去网上一搜，够你看一辈子。而且我还为你准备了现成的资料，满满一皮箱，是一个人的笔记。这个人名叫黄晓洋。黄晓洋你听说过吗？他曾祖父是当年中央大学的名教授，爷爷、大伯和父亲，卢沟桥事变后都先后逃到重庆，在重庆亲身经历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大伯黄伯道还是个音乐家，轰炸期间常常去国际广播电台演奏，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场所，宋美龄当年向西方发表演讲，反对重欧轻亚，争取国际援助，就是在那家电台里；黄晓洋本人，是渝州文理大学教师，也是著名的二战史专家，研究的重点就是重庆大轰炸。他的研究方法跟别人不同，别人是在时间的裹尸布下去发掘骸骨，他是把裹尸布揭开，让历史在太阳底下活起来。这样一个人的笔记，你想想有意思没有？你只需要根据这些材料，编圆一个故事就行了！”

听上去，这似乎是个可行的方案。

但我说过，我的这块田里长不出那棵树，根据一些死气沉沉的资料和别人的笔记，就去创作一部小说，对我也过于新鲜。何况是“遵命文学”。

文博急了：“没见过像你这么瘟的人，写不写无所谓，到重庆来玩两天吧，你不想来看我，就来看看重庆的雪……别多话，现在就出发，我丢下工作陪你！”

说完，他把电话挂了。

紧跟着又打过来，补充一句：“我等你吃午饭啊。”

五个小时后，我跟文博坐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