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确实在等我吃午饭，也确实一直陪着我，但不是陪我玩，而是四处走访。走访的地方，是他事先安排好的，因此可以说，我基本上是被他控制起来了。他说你不是对那段历史陌生吗，我让你产生一些实感。言毕将我搡进车里，去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旧址、全家院子的郭沫若旧居、黄山的蒋介石官邸，然后又去了重庆大学松林坡、中华路十八梯隧道、邹容路国泰大戏院。每一地都是走马观花，国泰大戏院还改为了国泰电影院，十八梯隧道锁着铁门，根本进不去。说真的，匆匆忙忙走这一趟下来，我不仅没产生实感，仅有的那一点历史知识，也像松软的积雪，被凌乱的脚步踩踏得七零八落。

第二天下午5点过，文博才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打开立柜，费力地提出一口皮箱。

皮箱很旧，浅棕色，他把它推到我面前，咕哝一声：“可惜。”

“可惜啥？”

“这个人死了。”他用手指头把皮箱戳了几下。

他每戳一下，我胸腔里就蹦跶一下。

“多大年纪？”

“四十三四。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是上吊死的。”

文博扔给我一支烟，接着说：“别人上吊是用布条、绳子或电线，他是用铁丝。他坐在地上，铁丝一头套住桌腿，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你知道，这没法上吊。他是被勒死的——自己把自己勒死。”

“……知道原因吗？”

“谁知道呢……肯定与这些笔记有关哪。”

到这时候，我的兴趣才算真正提起来了。

“你看过这些笔记吗？”

“没有，我一天文件都看不过来。黄晓洋死后，他爱人很悲伤，也很自责，把他的笔记收集在这口箱子里，专门送到我这里来。她送来不是让我看，也不是让我替她保管，而是托我找个可靠的作家，仔细阅读之后，写写她的丈夫。她认为她丈夫是个很独特也很复杂的人物，她一个人无法看透他的内心，希望有更多的、更聪明的人来帮助她审视。她名叫杜芸秋，是个画家，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被誉为画坛才女。杜芸秋是我表姐。”

“这么说来……”

“对，你纯粹是帮我私人一个忙，了我表姐一个心愿。”

次日早上，我带着那口皮箱，离开了重庆。

当时，我手上正在写一部长篇，我当然要把那部长篇写完，才有心思去翻看黄晓洋的笔记本。

然而，等到真正完成了那部小说，我觉得，初始对黄晓洋的那份兴趣，已淡若轻烟。

人总是要死的，死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有人说，出生就意味着死亡，是“充满光和骇人的脸庞的死亡”。既如此，死亡就与生命共存，是“生命的事实”，勿需悲伤，也不必兴奋，总之没什么大不了的。休息一阵，我又打开电脑，写别的小说——属于我的小说。

一晃几年过去，我没有去碰过那口箱子。

文博也没有催我。或许，他以为我这么慢，是在下细打磨，对他表姐和表姐夫负责呢。

如果不是又迎来一个下雪天，我很可能就会把那口箱子彻底忘记，直到杜芸秋提出收回。

这天清早，我推窗一望，见花园里的刺柏树白乎乎的，即刻兴奋地爬上楼顶，看雪景去。楼顶平台是公共区域，光光趟趟地铺着隔热板，我嫌不好看，春天的时候，去菜贩手里要了十多个大竹筐，装上土，种上南瓜、丝瓜、牵牛花，还种了桃树、桂树、枇杷树……南瓜和丝瓜早就收了，牵牛花早就败了，桃树的叶子昨天还残存一些，今早片叶不存。是风把它们扫光了。昨夜除了下雪，还刮了一夜的风，风从城外跑来，像披头散发的妇人，带着满腹的伤心事，把城市撞得乱响，也把城市吹得冰凉。现在风停了，雪还在下，泡酥酥的雪花盛满了竹筐，枇杷树肥大的叶片，手掌似的将雪托起。

天空比往日更低，城市比往日更安静。

我心里再次蠢蠢欲动了，像在很深的地方，埋着一个什么活物。

那活物终于蠕蠕地爬了出来。是那口箱子。

箱子竖着放在背角的壁橱里，自从放进去，我就没朝那方向去过。

今天，我却想去看看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