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黄晓洋日记(17日)(5)

太阳底下 作者:罗伟章


女人在路上生了孩子,将孩子的脐带咬断,脱件衣服一裹,放在路边,接着又逃。凡这样的女人,无一例外都扯把野草或撕块破布条,把耳朵捂住。她们是怕听到孩子的哭声。

两三岁的小孩被父母用箩筐挑着,整天吃不上一顿饭,却不敢哭,生怕这一哭,就会被父母扔掉。

老人不想成为拖累,赖在地上不动,儿孙将他们捞上身,背着他们走,他们却对儿孙又打又咬。

满目疮痍,哀鸿遍野。

到处可听到“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的祈祷声。

到处是死人。

长江进入四川后,习惯被称作川江,大巴山和巫山两山夹峙,使川江暗礁丛生,漩涡密布,桀骜不驯,怒涛如煮;在这条江面上,也常可见死人随急流狂奔,像他们虽然断了气,却还没忘记逃亡。

那里是我们的家乡,

那里有我们的爹娘。

百万荣华转眼变成灰烬,

无限欢乐转眼变成凄凉。

有什么你的我的,

有什么穷的富的,

敌人杀来,炮毁枪伤,

到头来都是一样。

歌中所说的“那里”,指敌占区的每一个角落。

幸好他们还有“这里”。“这里”就是大后方,是大后方的中心地带——重庆。虽然,国民政府还没明确宣布重庆为陪都,可政府主席林森,已在某个清寒的月光里出发,率千余官员,携印信旗幡,悄然抵渝;工矿企业和大专院校,也纷纷朝重庆搬迁。漂浮在长江和嘉陵江上的这座半岛城市,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抗日战略中枢,与伦敦、莫斯科一样,被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最重要的首都,也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因此,重庆成为所有逃亡者的方向。

但又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的,他们被炸死、踩死、饿死,因买不到车船票或无钱买票而被困死,昼夜兼程地步行数百里而被累死,看不到远在天边的重庆绝望而死……

而今在我眼皮底下抢着上车的,很可能就有当年那些逃难者的后代,他们行动果断,身手敏捷,车开出好长一段,还在追,追上了,双脚一蹦贴上去,手里抓住的是车门,还是别人身上的什么部位,是用不着管的。我从火车站过来时,这场面就见过,在杨家坪,一个小伙子跳上来,抓住了门边一个姑娘的辫子,姑娘头朝后仰,想看清是谁在抓她,却只能空翻白眼,看不见抓她的人。追不上,就骂句脏话。男人女人都有这本事。他们对祖辈父辈的方言已经陌生,开腔就是川音,骂人也是“崽儿”、“你娃”、“龟儿子”、“龟孙子”。

这真是奇特啊,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他们会在另一个乡村、另一座城市,甚至,在这个世界上追车的、骂人的、翻白眼的、跟同事斤斤计较的、早晚奔波讨生活的,就不再是他们,而是另一群人。

去食堂吃了晚饭,回招待所,到总台给家里打电话。

平时,我一个人住在学校,隔十天半月,再去凤凰街看望几个老人,这次来渝,以为三两天就可以回去,便没告诉他们,现在,我把自己扣押在重庆了,回去的时间很难确定。

爷爷听说我到了重庆,立即数出一连串地名,让我到那些地方都去走走,原因是“你爷爷在那里走动过”。爷爷的话多,父母的话便少了,简单地嘱咐几句注意安全,就把听筒递给了大伯。大伯平时三天说不出九句话,今天却详细过问我吃在哪里,住在哪里,去重庆干吗,跟谁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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