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伯不怎么说，但他有一种特殊技能：以他的沉默鼓舞别人说。李教授能鼓舞谁？他身边只有夫人，夫人却是个病人；而且安志薇又没去过南京，不认识我的曾祖父母，不可能解答我的疑惑。

但愿她身上真有一些为人所不知、却最终为我所知的……秘密……

文理学院有招待所，但并不对外开放，仅用于接待兄弟学校来的考察团，我这次来渝，纯属个人行为，连个工作证和介绍信也没带。我只能住到外面去。可我有我的想法，住到外面很不方便，只要出去了，进门比进王宫还难。守门的那个老师傅，上班不干别的，只把眼睛往人的胸膛上盯，除非是学校领导和他十分熟悉的教工，谁没佩戴校徽，谁就被拦。我今天进来，死磨硬缠了老半天，直到给生物系打通了电话，杜主任证明确实有个南京人好久之前就说要来找他，老师傅才同意放行。

杜主任真是个好人，他说：

“跟我来，去试试看。”

他把我带到了招待所，说是自己的亲戚，要住几天。开学伊始，各个学校都千头万绪的，不可能来什么考察团，房间闲着也是闲着。招待所负责人答应了，只是让杜主任写个担保书，出了事故，比如我突然消失，跟我一同消失的还有招待所的财物什么的，杜主任要承担责任。

当杜主任把我送到房间，并给我指明离招待所最近的食堂，然后再离去的时候，我扶着走廊的栏杆，望着他的背影。从相貌和体态判断，他比我父亲小不了多少，是近六十的人了，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那场战争，当时的杜主任在哪里？他的脸有些虚胖，密布着针眼似的小坑儿，每个小坑儿都是一个黑点，自始至终，那张布满黑点的脸都很平静，很温和，即便叙述安志薇的近况，也没有丝毫的惊诧。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是怎么做到的？……自从涉足二战史，我差不多就跟渝州文理学院的门卫一样了，只习惯于盯住人的一个部位，门卫盯的是人的胸膛，我盯的是胸膛里面的那颗心。

招待所跟大校门基本平行，两层木楼，我住在二楼上。整个招待所里只我一个客人，又因为在楼上，连服务员也难见到，房间里一床、一桌、一椅，加上一部18英寸的电视机，就成了我的伴侣。

但并不寂寞。推开窗，就能看到马路，我乘坐过的2路电车梨花湾站，刚好在窗子下面。还没到下班时间，街上却那样拥挤。车并不多，人多。电车未靠站，人便嗡的一声卷过来，往车上扑。下车的人，要是没有足够的力气从粘成一块的坚硬人群中挤开一道裂缝，就下不了。

电车终于走了，车门上都挂着人，试着关了几次，都关不上；它拖着的两条辫子，有节律地爆出淡蓝色的火花，啪，啪，啪，每“啪”一声，火花都在顶棚上炸开。

如果在顶棚炸开的，是日军打来的炮弹呢？

我禁不住这样联想。

那时候，难民潮席卷神州，整个中国在移动，迁徙规模之庞大，路程之遥远，地区之辽阔，时间之漫长，亘古未有。“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逃亡需要速度，而当时的中国，最缺的就是速度，上海到南京，火车要走三天多；湖北到重庆，船要开个把月。但车船终究比双脚快，于是都往车船上挤。由此衍生出一个特殊职业：把人塞进车窗，塞进一个收一块钱。有人的头进去了，身子没进去，车一开，悬着的两腿敲得砰砰乱响。有人爬上车顶，热天皮烫掉，冬天耳冻落，没颠簸下去摔死，就算幸运了。顶棚和车厢里的弹孔，像抠了珠子的眼睛，东一个，西一个；这倒方便了女人，想解手，就蹲到弹孔上去。船的走廊上也挤满了难民，栏杆上也密密麻麻地吊着铺盖卷，每个铺盖卷里，都裹着一两个人。至于步行者，不知昼夜，不省天日，只机械地迈动双腿，沿着山脉和公路，不停地走啊走啊……

有些农家，饭菜还是热的，人却跑了。

有人的门上贴着“喜”字，糨糊还在往下滴，却不见新人；这是火线结婚，结了婚好一同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