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洋，这封信该不该写，我考虑了大半天时间，最后还是决定写。

要写就把前因后果写清楚，因此我需要从头说起。

我是一个迟钝的人，生命开始得相当晚，是十四岁。这之前，我过得很快乐，因为太快乐了，所以记不住。过了十四岁生日，事情就来了。我指的，不是在我生日后两天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候，我根本没把这件事情跟自己联系起来，那是中国的事情，中国这么大，卢沟桥那么远，炮声听不到，硝烟闻不到，我潜伏在青岛墨信谊中学里，假期就潜伏在太平路的寓所里，静悄悄地长体毛，明明白白地变声，尽职尽责地完成我的成长仪式。

当然，关于战事的号外我见过一些，报童走街串巷，用女孩子那样的声音叫卖，从中午一直叫到午夜。你爷爷听到叫卖声，总会去买一份。字体很大，给我的印象有菜碟那么大，所载电讯，仅三言两语。你爷爷看后，你大伯看，我只是远远地瞄一眼。

你大伯只比我大三岁多，却像个大男人。比你爷爷还像男人。你爷爷跟我说话，用的是很亲切、很戏谑的口气，动不动就称我为“小先生”，就摸我的头甚至拥抱我。自从满了十四岁，自从我见到了她——你大伯要你打听的那个人，安靖——你爷爷的戏谑和亲切就让我难堪，尤其是他拥抱我的时候，我干巴巴的身体贴在他南瓜样的大肚皮上，像他衣服上的一块补丁，弄得我特别没脸。

但比较而言，你的大伯，我的哥哥，给我的威压要致命得多。

卢沟桥事变后，他基本上就不跟我说话。他看了你爷爷买回的号外，总是自己又出去买一份。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他知道一样，但希望不一样。结果还是一样：我军又吃了亏。他把眉头攒起来，攒成两个乌青的疙瘩，既不跟我说话，也不跟爹妈说话，只把自己关进房间，拉琴。那部键钮式手风琴，是你爷爷的一个俄国朋友送给你大伯的，也是那个俄国人教会他拉的。

7月15日过后，卖号外的报童突然消失，大家初以为战事就此结束了，但很快得知，是因为还有大量日本侨民住在青岛，政府担心号外让日侨不高兴。相反，日本人的报纸却号外频发，到处张贴，还用朱笔圈点；那些圈点的文字表明，我军不是吃亏，而是溃败。

你大伯不信，弄来一部矿石收音机听，可听不到任何消息。

他眉头上的青疙瘩更见突出了，岩石一样，把眼睛罩住。

许多时候，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让我感觉到自己的羞耻。偶尔，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哪怕像他那样攒攒眉头，但我找不到方向。而且，要是我真攒眉头，你奶奶定会惊惶失措，以为我生了病，或者受了谁的欺辱；你爷爷呢，多半会哈哈大笑，说小先生，有心事啦？你大伯自然是照旧不理我，我在他眼里，就像家里的一只花瓶。

花瓶也有花瓶的活法。学校已经放假，当你爷爷上班去了，你大伯出门去了——他7月下旬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乐队，天天去街道、广场、车站和码头上演奏抗战曲目和肖邦的《英雄》 ——你奶奶也忙于家务的时候，我就去找我的乐子：下海游泳。我并不喜欢游泳，尤其不喜欢去海里。但能去哪里呢？海里还清静些。我胆子小，只敢去浅海。我和你大伯的名字，都是你曾祖父取的，你曾祖父给了你大伯一个道字，给了我一个勇字，而我最缺乏的恰恰是勇敢。或许，你曾祖父是大教授，早就预测到小孙子体内差哪种元素，便以日日被人喊叫的方式来提醒他。

然而，要是所有的提醒都有效，世间就没有那么多伤心惨目的悲剧，日寇也不会发动侵华战争。

我就是在游泳时遇到了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