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救火的时候才忘掉一切，救火结束，我又捡下一条命回到破败不堪的宿舍，就会想起她，也想起我的痛苦。雾季里，更是把痛苦像五脏六腑一样，白天黑夜地捂在肚子里。

我怎么会去看你大伯的演出呢？

但我会寻找一切机会，约她去看别人的演出。

有你大伯的演出，她自然要去看你大伯，不会答应我（只有一次例外）；你大伯没有演出，又因为太忙——你大伯总是很忙的——她不能待在他身边的时候，她都会跟我去。

她跟我去，却不是以我女朋友的身份，而是以我哥哥的女朋友的身份。

也就是说，不管我做得多卖力，都无法挽回她的爱情了。

痛苦吗？那还用说！可是我没有办法。

爱情这东西，到底不是青菜萝卜，它不长在任何人的自留地里，也不是谁先拔起来，就归属于谁。

痛苦的不仅是我，还有你的大伯。

他爱她。自从在文德茶馆找到他，她便经常逃课去看他。两个孤独的人。依照你大伯的脾气，应该规劝她别逃课，但他没有，证明她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她了。亲人不知下落，彼此便成为感情的寄托。而且通过接触，你大伯发现，她并不是只会抛个彩球送人远行的浪漫主义者。

她开始说也要考中大，但考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内迁到重庆的高校，中大最难考。对她而言，主要难在国文，她的国文水平就跟她说话一样，涩涩的，而中大收生，偏偏特别重视国文。我们丢了大片河山，可不能连国文也丢掉。她国文那么差，学日语却极有天赋。当时提倡学日语，目的只有一个：了解我们的敌人。后来，在敌占区不断有汉奸去给日本人当翻译，对日语的学习才降了温，并且不再列入考试科目。因此她日语再好，也不能帮她升学。

或许是考虑到自己不可能考上中大，甚至也不可能考上别的大学，或许是真的希望投身于战时救亡，较场口惨案之前，她就离开学校，去位于歌乐山的贵阳医学院作了短期培训，加入了救护队。

你大伯对我参加消防队没发表意见，对她参加救护队却是赞赏有加的。

爱她嘛，被爱的人做出的任何举动，都是好的。

我这样说，你千万别误解，以为你大伯就不爱我这个弟弟了。

正因为他爱我，他对她的爱才陷入挣扎。

他把爱她的心和爱弟弟的心，都装在一起。他希望这两样心能让自己饱满，不知道这两样心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放不到一块儿去的。他没能让自己饱满，而是承受着水与火的煎熬。

他想见我，我偏不见他；他有了精心准备的演出，把票给我送来，我偏不去看。

对此，他不怪我，只认为自己欠我的。他用伤害她的方式来填补对弟弟的亏欠。他经常伤害她。而伤害她，就是伤害他自己。痛苦和伤害，又使他的爱升华，伤她越深，爱她越深，反过来，爱她越深，又伤她越深。这其中的苦楚，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敢去多想。

他们是怎么分手的，我真说不清楚。我只记得有一天，重庆在中午遭了轰炸，你大伯去电台演奏了好几首曲子，到下午5点一过，又风传日机将来夜袭，弄得大家又紧张起来，在废墟里搜寻自家财物的人，动作加快了，搜得也没那么仔细了。日本人对重庆实施“月光轰炸”，早成家常便饭，不容你不信。而且日本人大仁大义，不断履行提前告知的义务——除投放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还常到重庆投放“纸炸弹”（传单），纸炸弹上画着一口大棺材，中国人排着长队，由高到矮地往棺材里走，个个瘦骨伶仃；且用中文写着：“炸不死就困死，困不死就饿死。”或者：“少做衣多做鞋，白天晚上都要来。”日军将这种战术称为“收拾重庆日课”或“重庆定期”。

那天比傍晚稍早的时候，警报果然拉响，大家立即奔命去，背着铺盖卷、锅碗瓢盆和食物。多数家庭都缝了一个大口袋，称作“警报袋”，警报一响，把东西往袋里一塞，迅速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