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也是啊，战争，可不是懦弱者能够消受的。虽然懦弱并不是罪过，但战争不仅要彻底挤掉懦弱者的生存空间，连纤弱之美也不会欣赏。我和你大伯的体格都比较纤弱，尤其是年轻时候。我们的性情也是纤弱的，虽然你大伯从小就比我独立，但我知道他的性情同样纤弱，是动荡的时局和可恶的战争，逼迫他变得沉郁多思……我不想懦弱，在她面前，尤其不能懦弱。我开始关心国事了。当然这之前也是有个背景的：当我们逃到万县，日本飞机也紧跟而至，我就觉得日寇是专门跟我过不去，就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日本侵略中国，不光是中国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

我不能让她用你大伯把我比下去，于是我决定勇敢。

勇敢哪是决定出来的？它是需要行动证明的。

我决心比你大伯站到更前沿去，读完那半年书，我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消防队。

很可能，我是当时重庆年龄最小的消防队员。

你爷爷由伤心而痛心，但我说过，他因为讨了二房，而且丢下你奶奶不管，已经在儿子面前输了志气，不论我做出什么举动，他都只是谨小慎微地劝说几句，不敢执意阻拦。

消防队员可不好当，平时就是个危险职业，战时更不必说。鬼子丢下的燃烧弹，不烧着你，热浪也会把你烤熟。火焰使气流上升，卷起怒潮般的旋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把合围粗的大树也连根拔起，连汽车也被吹到天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去救火。

火伤人，房屋倒塌伤人，天上落下的人雨、石雨、车雨，同样伤人。我的好多战友都死了。鬼子还不断改进他们的武器，1940年后投掷的卡四型燃烧弹，炸裂后形成火球，飞往百米左右的四方，接触到人的皮肤后，继续向纵深燃烧。除杀伤力大，还散发出恶臭刺鼻的浓烟。这是为了增加恐怖效果。的确恐怖。难以形容。不愿回顾。再看看我们的消防设施，都是“手动式”的，伸一根塑料管到江里，手摇水车，把水汲起来；没有塑料管，就用竹筒；竹筒也烤破了，就靠人工去江里挑水。那是一条什么样的江啊，要用扁担钩子把漂浮的尸体拨开，才能将血红血红的、燃烧着的水舀起来……

我害怕过吗？没有。公正地说，我真的很勇敢。

当时，像我这种专职消防员非常少，大多是志愿者，平时，他们是人力车夫、生意人、大学生、机关人员……每次拆火墙，我都尽量第一个冲入火海，我毕竟受过几天训练，要为他们做出示范。

现在来给你写这段往事，我还感到浑身灼热。

到了雾季才松一口气。

重庆大江盘踞，群山深锁，头年10月到次年5月，雾气浓得像岩石一样往下崩塌。四川人把这种雾叫“坨坨雾”。进入房间，门窗紧闭，仍有雾气缭绕。在这样的时节，日本飞机一般不敢来。

你知道那时候重庆有雾季公演。大型话剧《全民总动员》和孩子剧团演出的《不愿做奴隶的孩子》，拉开了公演的序幕。但真正的雾季公演，是从1941年开始的，此后坚持了四届，直到抗战结束。既有广场上的千人大合唱，也有剧社团的室内演出。当时的重庆，名流荟萃，盛况空前，遥逞春秋气象，直逼魏晋风骨。张书旗的《百鸽图》（此画赠给了罗斯福，悬挂于白宫），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等等等等，都是在这时期的重庆创作的。剧社团则有怒吼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上海影人剧团等五十多个；著名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曹禺、陈白尘、吴祖光；著名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郑君里、王为一、孙坚白；著名演员有赵丹、白杨、张瑞芳、舒绣文、秦怡、金山、陶金……多哪，数不过来的。

你大伯在中大组织的国乐社，虽不能与上述剧社相提并论，但也是活跃分子，你只要知道国乐社到国泰大戏院做过专场演出，就明白他们不是可有可无的；你大伯本人，更不是可有可无的。

凡是国乐社的演出，包括有你大伯参与的演出，我都不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