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能呢，杜主任说，安靖就是安志薇，李教授的夫人！

他说安志薇刚到重庆时，就叫安靖，他记得太清楚了，因为他们是南开中学的同学。

他说李教授当初之所以对安志薇没有印象，除了人多确实记不住之外，还因为李教授安置她的时候，她不叫安志薇。

她叫安靖。

1955年之前的十多年间，杜主任尽管没再见过安靖，叫成了安志薇的安靖嫁给李教授之后，也从没认过他这个同学，他却是认得她的。她跟李教授结婚的第二天，他就把她认出来了。

杜主任毕业于内迁的中央工业大学，在重庆化工学校教书，渝州文理专科学校建成后，他被抽调过来，进了生物系，算是充实初创学校的师资。1955年6月，李教授有了第三次婚姻，作为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学界名流和学科带头人，学校想出面为他操办婚宴，被李教授谢绝了；系里要为他操办，同样被谢绝了。李教授说，事不过三，我已经顶格了，该知趣了，悄悄结婚就行了。

他态度坚决，只能由他。但系里的同事还是在他婚后次日，相约去他家祝贺。

李教授当时就住在银杏坡。那时候住房紧张，许多拖家带口的教师，都是几家人搭伙住一个套间，早上起来进厕所，要排很久的队，碰上肚子不争气的话，简直憋死人，甚至有人在外面大呼救命的，而里面的人还没尽兴，免不了边起身边咕哝，由此产生了一些摩擦；做饭也是矛盾的根源，大家的时间都紧，谁先做？谁后做？弄到后来，谁也不进厨房，各家准备一个煤炭灶，摆到走廊上去。那真是乌烟瘴气。李教授住在银杏坡，相当于住别墅，是学校对他的特殊照顾。

那天李教授听说有同事来，便借来凳子放在院坝里。同事坐了一阵，还没见新娘，就对李教授说：

“你还是让我们认识一下吧，不然她以后到办公室去，我们还不知道是大教授的夫人呢。”

系里真没有人见过她。给李教授介绍的媒人，也是校外的。

李教授就朝里喊一声：“你出来倒杯茶呀。”

她出来了，穿着旗袍。那时的重庆，已没有几个女人穿旗袍了，穿旗袍的女人都在日本投降后回北平去了，回上海去了，后来又有一些跑到台湾去了。同事噢嗬一声，恭维她的年轻漂亮。但杜主任没恭维，这不是因为她本身并不漂亮，而是她刚在门外一站，杜主任的嘴就像被弹簧撑开了：

这不是安靖么！

他没敢认，直到她走到他面前，他才叫一声：

“老同学。”

她没回应，把茶倒好，递到他手里，说声“慢用”，就给别人倒茶去了。杜主任很难为情，一是怕认错了，二是怕别人听见，以为他要跟大教授攀关系。幸好没人听见，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聊。

当然，最让他难为情的是：他并没认错，她也听到他打招呼，就是不想认他。

杜主任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确是不想认他。

那时杜主任还不知道她叫安志薇了，是几天后听同事谈起才知道的，但他说毫无疑问，安志薇就是安靖，安靖就是安志薇，这两个人是一个人。安志薇在南开中学没读到毕业就退了学，可她的样子他是忘不了的。班上同学，最忘不了的人就是安靖。虽然她那时候胖乎乎的，有段时间还胖得一塌糊涂，现在瘦了，瘦得都敢穿旗袍了，但眉眼和气质是变不了的，人的眉眼和气质就跟掌纹一样准确。

杜主任说，安靖——就叫她安志薇吧——是个爱出风头的人。

那时候，日军在武汉的W基地刚刚建成，还没有携带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飞往重庆，重庆这片土地上，呈现出偏安之地共有的景观，人们抓住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急急忙忙地抢生活。

在这大背景下，又分出两个群体、两种态度：土著民的态度，下江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