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江”本是长江下游的意思，但重庆人把当时逃亡而来的人统称下江人（或下江客），不管他来自武汉、上海、江浙，还是来自东北、平津和山东。他们有时把下江人称作江底脚的人、脚底下的人，这只是一种方言性的称呼，没有贬义。却也不是真的没有贬义。重庆人不喜欢下江人。重庆人觉得自己是透明的，他们吃热腾腾的火锅，下很重的辣椒，脾气是热出来的，也是辣出来的，男人说粗话，女人也说粗话，他们把心里想到的，爱恨情仇，都用粗话说出来，不说粗话就没有爱，也没有恨。

下江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大多中规中矩地说普通话，他们说的话像水草，一截儿露出来，一截儿埋起来。长水草的地方大多浑浊，重庆人觉得下江人就是浑浊的。单凭这一点，两者就不是一路人。

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下江人的大量涌入，搅乱了重庆人的日子，使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稍微娇气些的女人，想去街上买双玻璃丝袜，还要请人帮忙扛钱，她自己扛不动买一双玻璃丝袜的钱。

反过来，下江人又看不起重庆人，广义地说，是看不起四川人。看不起，当然就不可能喜欢。

在下江人眼里，四川人脏、穷、懒。他们被日机追赶着，好不容易在宜昌上船，光着屁股的纤夫拉着他们的船，逆水上行，听够了猿猴的哀鸣和高寒的川江号子，终于把自己的半条命送到了重庆，在朝天门码头朝天门位于重庆城东北长江、嘉陵江交汇处，襟带两江，江面广阔，百舸争流；壁垒三面，地势中高，两侧渐次向下倾斜，人行石阶沿山而上，气势极为雄伟。于公元前314年秦将张仪灭亡巴国后修筑巴郡城池时所建。明初扩建重庆旧城，按九宫八卦之数造城门17座，其中规模最大的即朝天门。门上原书四个大字：“古渝雄关”。南宋偏安临安（今杭州市，有“临时安家”之意）后，时有钦差自长江经该城门传来圣旨，故得此名。1927年建成朝天门码头。，倒是看到了古渝雄关的气势，然而，下船之后，见层层石级之上，拥挤着脚夫、挑夫、乞丐、卖春妇和各类牲畜；爬上石级，走过河街，又见四川人大都包着白帕，不禁拊膝长叹：

“老天啦，我们大老远跑到四川来，结果四川死的人比我们那里还多呀！”

后来才知道，四川人包白帕不是有新人亡故，而是古巴人留下的习俗，是为了祭奠开疆拓土的先祖。可白帕早已不白，油光光的汗渍像涂上去的胶水，密布着红红黑黑的虼蚤屎、虼蚤血——这是脏。水里，风帆补丁重补丁；岸上，遍街的“捆绑房子”，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像马上就要塌了——这是穷。这哪像一座城市，纯粹就是个乡镇码头。懒就更不必说，天雨喝茶，天晴也喝茶，边喝茶边摆龙门阵，还乒里乓啷地打金钱板，咿咿呀呀地唱川戏。

（杜主任说到这里，杜芸秋插话：当年，四川省教育厅请在重庆的徐悲鸿主考中学图画教员，徐悲鸿出了个题目：“至少两个四川人，在黄桷树下有所事，黄桷树不画树叶。”考生抱怨，说这不像个题目，无从下笔，徐悲鸿启发他们：头上缠块白布，穿上长衫，光着脚，不即是四川人么？所谓有所事，摆龙门阵也好，赌钱也好，极度自由，有什么难的呢？学生恍然大悟。）

重庆人就是那样悠闲地打发着日月，但下江人不会悠闲，加之劫后余生，更是把每寸光阴攥得梆紧。上面说急急忙忙地抢生活，是下江人的生活，重庆人是被下江人挟裹着这样生活。因为不这样就没法活。物价像长了翅膀，而钱袋又像瘪了的气球，买米只能一角一角地买，“角”不是钱币，是量米的容器，买一角米，只能供一家子熬顿稀饭。买米需全家出动，排很长的队，有时要排大半天，上了岁数的人，常在排队时就饿昏了。开初，把米买回来，还把老鼠屎拈掉，用纱布裹着，舂一舂，后来舂也不舂，管它是秕糠、老鼠屎还是石子儿，都眼睛一闭吃下去。吃了这顿，再想下顿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