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我在重庆一切都好，你们放心。

安伯母的病已经好了，而且我今天去了她家。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没能进门，安伯母听到敲门声，刚把门打开，二话不说，就推着我后退，她也跟着出来，又把门轻轻带上。她家的房子，呈横着的“凹”字形，门开在缺口的顶部，因此我和她是站在巷道里。她说你找李教授？我点了头。

“不行，他正在工作。”

你说她说话带股涩味儿，但我没听出来。她现在说的是川话，我听谁说川话都差不多，一个腔调。

李教授工作的地方就是客厅，如果是热天，我进入院坝就能看见他坐在窗下的书桌前，现在不行，窗子关上了，还拉上了深蓝色的窗帘。重庆的冬天真冷啊。我简直没想到会冷到这种程度。入冬以来，雪倒是没下，霜却勤快地降临，清早起来，地上一片白，其中有两天，白霜变成黑霜，花园里顽强的小草，经黑霜一打，再也扛不住，都烂掉了，像被人跺了几脚，又像放进锅里煮过。

安伯母又对我说：“从起床到睡觉，他只在早、中、晚三顿饭后各休息半小时，你要找他，午饭过后再来吧。”

可“午饭过后”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概念。我问他们家一般几点钟吃午饭。

“12点。他吃10分钟。”

我像是到了火车站或者飞机场。火车和飞机有时也要晚点，看来李教授比它们都准时。

在明月河见过安伯母那么多回，我以为她会认出我来的。但很显然，她对我没有丝毫印象，她那时在病中，对自己干了些什么，也可能完全不记得了。我很想告诉她，我的父亲是谁，大伯是谁，但没敢把这话说出口。等合适的时机吧。

只是，即便告诉了她，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

那次我给大伯说我找到她了，大伯的反应是很怪的。他在里屋给二胡上松香，我推门进去，他就感觉到我有话要对他说。当听说她在，大伯瞪我一眼，站起身，在屋子里转，转了好几圈，才回到座位上，问我：“她在哪里？”我说了地方。“当校工？”我说不是，是当家属。“好……好……她过得好吗？”我说大概不算很好，她成天自言自语，还常常去河边烧信。大伯的眼睛有些湿润，问是写给谁的信。我说写给谁不知道，看上去她是在怀旧，要是她能跟她怀念的人见见面……听到这里，大伯眼睛上的那一点湿很快不见了，激动也消失了，显出完全与己无关的神态，说：

“她想见的人，永远也见不到了。”

说完他用指头蘸上茶水，在书桌上接连写了三个“不”字。

幸好我没说安伯母的丈夫是李教授。

我是在丢下那个话题之后，才转弯抹角提到李教授的，结果大伯认识他，对他很尊敬，说李教授这一生，是由“事”组成的，想事、说事、做事，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剥夺他想事、说事和做事的权利。在中大时，他出门爱带雨伞，可真的下起雨来，哪怕是瓢泼大雨，他也记不起把伞撑开。那是他在想事。1942年8月，他站在小龙坎一座桥上，空袭警报响了三次，日机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重地传来，轰、轰、轰……人们扶老携幼，朝防空洞奔跑，他却脚底生根，因为他在说事——他正跟一个姓环的教授激烈争论：小鸡出壳就知道啄食，究竟是本能还是在胚胎内就经过了训练？那次不知什么缘故，日机胡乱扔下几颗炸弹，然后俯冲下来，打了一阵机关枪，就飞走了，他便跟环教授一直站在桥上争论，从头天傍晚，争论到次日早上才分手。

至于他做事的时候能不能打搅，就可以想见了。

——难怪只要他在工作，安伯母就不放我进去。

大伯为什么会说安伯母想见的人“永远也见不到”的话？为什么要写那三个“不”字？

一切都只有猜想，都只能等待。我很赞同妈说的那句话——妈没有多少文化，但她说的话总是饱含哲理，有次我听见她劝对门的桂大姐，桂大姐当时正死心塌地地跟张大哥闹离婚，妈也觉得张大哥太对不起桂大姐，婚应该离，但闹到法院，判决书老也下不来，妈就对桂大姐说：